其美卓嘎，女，藏族，1946年出生。1956年至1968年，在北京中央民族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前身）学习，1968年至1970年在米林县学习锻炼。1970年至1985年在尼木县从事教学工作，后历任尼木县教育局副局长兼尼木县中学校长、尼木县副县长、拉萨市城关区副区长、城关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2002年退休，现居住在拉萨。
图为其美卓嘎在自家院子里浇花。记者唐启胜摄
在旧西藏，我出身小贵族家庭。父亲作为姥姥家的上门女婿，因为怜悯朗生（一无所有，世代为奴），家里每年要收的租子他总是收不满。后来，家里人觉得他没能力，就把他赶出了家门。六岁时，母亲改嫁给了另一位贵族，我则留在姥姥身边生活。可以说，我从小就没有感受到母亲的爱。
1956年6月，西藏工委（中国共产党西藏工作委员会）发布通知，招收藏族青少年保送到内地学习。当时拉萨街头流传着这样的谣言：汉人把藏族儿童骗到内地，卖了当奴隶就永远回不来了。姥姥却不相信谣言，坚持给我报了名。
第一次离开西藏，前往首都北京，我们这群孩子既忐忑，又满怀憧憬。先骑马，然后转乘大卡车，辗转二十多天，我们终于到达目的地——中央民族学院（现为中央民族大学）。在这里，400多名西藏学生被分成9个班，学习文化课程。每个班都配有两位汉族老师，负责照顾我们的生活。当时的条件不比现在，加上长途跋涉，大家头上爬满了虱子，衣衫也破烂不堪。看到这群从西藏过来的脏兮兮的孩子们，生活老师赶紧带我们去理了发、洗了澡，还给每个人发了崭新的校服。第一次远离家人的我，从老师们细心的照顾和温柔的笑脸上感受到了温暖。从来没有上过学的我，在穿上新校服的那一刻，感到特别兴奋和激动。
学习期间，给予我最大的关心和照顾，并用她的个人魅力影响我一生的人，是班主任沈瑞芝老师。她还有一个藏族名字——央金。我们更喜欢叫她央金老师。班里我年纪最小，因此也得到了央金老师更多的照顾和关心。央金老师是上海人，1950年在中央民族学院藏语文班学习过藏语，平时，她坚持用藏语和我们这些藏族孩子交流，让我们在遥远的北京有了“家”的感觉。
1960年，我因患上肺结核住进了学校的隔离室。央金老师怕我孤单，经常去看我，和我聊天，还常常给我带水果吃。四年级结束，我因成绩优异直接跳级上了初中。央金老师虽然不再教我，但还是会经常邀请我去她家，给我做红烧肉吃。当时央金老师自己的生活也并不宽裕，但她还是经常给我们这些藏族孩子买东买西。从小没有感受到多少母爱的我，在央金老师身上感受到了浓浓的母爱，一直在心底里把她当成妈妈一样尊敬、爱戴。今年，老师已90岁高龄，居住在北京，我们依然保持频繁的联系。
在内地求学的12年，让我深切感受到了国家对少数民族学生的关心关爱。在中央民族学院学习期间，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到学校看望、慰问学生，而藏族同学常常被安排在受接见队伍前列。
回到西藏后，我被安排在米林县学习锻炼。两年后，我来到尼木县帕古乡教书，帕古乡海拔4500米，是尼木县最偏远最艰苦的乡。当时，乡里连一个私塾小学都没有，群众文盲率非常高。
刚到帕古乡时，我心里十分忐忑。说好是去当老师，但乡亲们连老师是干什么的都不知道。孩子们没有上过一天学，一切只能从头开始。牛圈当教室，从群众家里借来的门板当黑板。晴天里，我带着孩子们折树枝当笔在沙地里写字；下雨时，我们回到牛圈席地而坐上课。面对一群从来没有上过一天学的孩子，我该如何开展教学工作？
晚上，望着远处黑黢黢的山，听着水流碰撞岩石的声音，我茫然无措，整夜无眠。但当孩子们一个个抱着书本来找我问这问那，瞪大眼睛听我讲述在北京学习生活期间的所见所闻时，我顿时觉得肩上的担子更重了，自己有责任把从央金老师身上学到的最宝贵的东西传递给这些孩子们。
当时，我每月的工资是47.5元，几乎全都花在了买纸笔教材等学习用品上。就这样，我一个人在帕古乡待了三年。这三年时间里，我带领孩子们学完了小学5年级的全部课程。这批学生，长大后有的成了民办教师，有的成为医生，还有少数孩子去县里上了初中，成为帕古乡第一批有文化的人。
1974年7月，我告别了“牛圈小学”，先后在尼木县中心小学、尼木县中学教汉语。期间，我经常给孩子们讲在北京时的学习和生活，讲我在北京有一个汉族妈妈叫“央金”，讲祖国对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关心和帮助。
在我心里，“其美老师”永远是对我最美的称呼，因为我成为了一个和央金妈妈一样的老师。作为民族团结的第一代亲历者，我有责任把我自身的经历及感受传递给更多的孩子们，让民族团结的种子在他们的心里扎根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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