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三国鼎足初成之际发生在封口的岭南历史重大事件，西晋史家陈寿的《三国志步骘传》仅简略提及，远不如王范《交广二州春秋》对此事描述之细致；王范身为南海郡人，又曾任广州大中正之职，比大致同时代的蜀人陈寿更熟悉岭南的掌故；王书虽早已散轶，他这段生动的历史描述却由《水经注》卷三十七介绍郁水（西江）流经广信县后，引用如下：
“建安十六年（211），（步骘）将武吏四百人之交州，道路不通。苍梧太守长沙吴巨，拥众五千，骘有疑于巨，先使谕巨，巨迎之于零陵，遂得进州。巨既纳骘而后有悔，骘以兵少，恐不存立。巨有都督区景，勇略与巨同，士为用，骘恶之，阴使人请巨，巨往告景，勿诣骘。骘请不已，景又往，乃于厅事前中庭俱斩，以首徇众，即此也。”
由此可见，步骘的入粤路线，实际完全同于西汉下濑将军的“出零陵、抵苍梧”的进军路线。句中的零陵，是指东汉初年已成为零陵郡治的今永州零陵区；步骘在这个潇湘两水汇合之地受到吴巨的迎接，即沿潇水南行转封水，抵达交州州治、苍梧郡治兼广信县治所在的封口。
而《水经注》卷三十八讲到沩水（即今大溶江）南径越城（今兴安县）西时，又谓：“建安十六年，交州刺史赖恭，自广信合兵小零陵越城迎步骘，即是地也”。这个说法，未见郦道元提供出处，既在同一部书内就前后矛盾，也明显不符《三国志士燮传》对这段史实的记载。
《水经注》这个时间、地点和人物皆有误的说法，在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一百零六更被改为：“建安十六年，交州刺史赖恭自广信今梧州府合兵出零陵，憩于越城岭，却步骘，即此岭也”；可谓错上加错，毫无历史依据。
建安十年（205），交州牧张津被部将区景杀害，苍梧郡太守史璜不久亦死，早对交州虎视眈眈的荆州牧刘表闻讯，即越权同时委派自己的部属赖恭为交州刺史、吴巨为苍梧郡太守。他们几乎是同时抵达封口的，但两人合不来，行事鲁莽的吴巨就用武力把赖恭赶跑，独揽大权。所以，步骘入封口之时，赖恭实际早已非交州刺史了，不管是带广信兵接步骘或却步骘，都无可能。另外，步骘在零陵郡治已转入潇水南行，亦不必再沿湘水西行到小零陵城（即当时的零陵县县城）。
长沙人吴巨虽是刘表的部属，却与刘备有交情。建安十三年（208）赤壁之战前夕，暂时托庇于刘表、驻屯新野的刘备，已得诸葛亮献《隆中对》的良策，踌躇满志，无奈刘表突然病故，其子刘琮继位后即领荆州向南下的曹操投降，刘备南逃中无处栖身之际，一度曾想入封口靠吴巨来经营岭南。受孙权的谋士鲁肃等人之劝，刘备首次和孙权结盟，双方组成联军，大败曹操于赤壁。战后刘备借得荆州南部的四郡，其中便有零陵郡及桂阳郡，分别与苍梧郡及南海郡相连，颇有利向岭南拓展；刘表在荆州的部属此时纷纷归附刘备，如被吴巨赶出封口的赖恭投奔刘备后，即被封为镇远将军，入蜀汉还任过太常之职。史称一介武夫的吴巨，见到这种形势，自然也有率苍梧郡加盟刘备、与东吴脱钩的想法。步骘随吴巨到封口后，互相猜忌防范，终致大开杀戒，原因在此。
吴巨之死，并未降低刘备对交州的兴趣。甚至到建安二十四年（219），关羽被东吴将领杀死，蜀汉在荆州的势力荡然无存，仍未能了断刘备拓展岭南的念想；章武元年（221）刘备在益州称帝，即任命李恢为庲降都督，并让李恢持节兼领交州剌史，住平夷县（县治即今贵州毕节七星关区），犹望效法西汉驰义侯率领的第五路平南越汉军下牂柯江（今西江上游的贵州北盘江）而入岭南的故事。
为防备刘备踏足岭南，孙权才迅速派步骘出手，确保交州纳入东吴的版图。步骘被提为交州刺史前，正任东吴的鄱阳郡太守。他如果就近直接南下，从东吴早已占据的豫章郡南境经大庾岭入粤，像西汉楼船将军杨仆那样，本来更方便他的行程。但步骘却选沿长江入湘江、经潇水转封水的线路，说明当时从粤北大庾岭入境、由北江转西江到封口的线路变得相当难走。
工于谋略的曹操，对岭南的布局其实远早于群雄。建安元年（196），时任兖州牧的曹操接纳了被袁绍视为累赘的汉献帝，不久定都许昌。曹操由此挟天子以令诸侯，即在建安二年（197）办了两件涉及岭南的大事，一是批准交趾郡太守土燮把交趾刺史部改称为交州的建议，二是同意首位交州牧由张津担任。唐初大型类书《艺文类聚》卷六所引的史料对此介绍较详：
建安二年，南阳张津为（交趾部）刺史，交趾（郡）太守土燮表言，伏见十二州皆称曰州，而交（州）独为交趾刺史（部），何天恩不平乎，若普天之下可为十二州者，独不可为十三州？诏报听许，拜津交州牧，加以九锡，彤弓彤矢，礼乐征伐，威震南夏，与中州方伯齐同，自津始也。
统管岭南的交趾刺史部，直到东汉末年，仍未能随全国十二州而改称为州，州长官不能称牧，明显是一种地区歧视，故土燮上书表达不满。曹操随即落实了早该给交州落实的“政策”，马上赢得张津和土燮的好感。按西晋学者嵇含的《南方草木状》所记，建安八年张津曾向曹操献交州特产益智子粽，说明两人关系不错。
曹操经建安五年（200）的官渡之战等役连败劲敌袁绍后，就利用张津来削弱刘表的势力，曾设一计：“授孙贲以长沙，业张津以零、桂”；这即是要切割刘表的荆州三大郡：把长沙郡分给时任豫章郡太守的孙权堂兄孙贲，把零陵郡和桂阳郡分给交州牧张津。孙贲未见动手，张津却对曹操言听计从，连年北伐，与刘表打仗，但自己的兵力又比刘表弱，以致部下厌战，于建安十年遇害身亡。
张津死后，曹操又挑动“雄长一州”的士燮破坏刘表染指交州的图谋，以汉献帝的名义给士燮赐玺书曰：“交州绝域，南带江海，上恩不宣，下义壅隔，知逆贼刘表又遣赖恭窥看南土，今以燮为绥南中郎将，董督七郡，领交趾太守如故。”
在这份见于士燮传的官方文告里，曹操直斥刘表为逆贼，等于判定刘表派赖恭和吴巨入交州之举属于非法行为。曹操让士燮董督岭南七郡，明确授权士燮可把刘表派来的人赶走。曹操不立士燮为交州牧，实职仍为交趾郡太守，大概是怕士燮割据称雄，保留一个牵制士燮的政治手段。
士燮（137-226），字威彦，其七世祖躲避西汉末年王莽乱世时已入岭南，他本人实出自广信，与封口的渊源颇深，其“学问优博”当时公认，但他最擅长的典籍亦为《左传》，明显受到陈钦、陈元父子治学遗风的熏陶。
士燮四十多岁时出任交趾郡太守，至见曹操拉拢之际，年龄已七十左右，成了岭南本土最大实力派，兄弟四人控制着大半个交州。建安初年，交州刺史朱符被杀，张津尚未到任，州郡扰乱，士燮为保各郡平安，把他的三个弟弟皆上报提拔为郡太守，并获批准。其中，大弟士壹任合浦郡太守，二弟士？（yǐ）任九真郡太守，三弟士武任南海郡太守。而他老家所在的苍梧郡，士燮并无插手，对交州牧一职，也不主动去争，皆显出他“达于从政”：办事干练、考虑周详。著名学者袁徽当时在岭南避难，曾写信给曹操的尚书令荀彧，高度评价了士燮的政绩：“处大乱之中，保全一郡，二十余年疆场无事，民不失业，羁旅之徒，皆蒙其庆”。
可见，士燮掌实权虽久，仍很像个学者，政治野心不大，他更在乎的是交州免于战乱。所以，士燮收到曹操发来的文告后，既未出兵攻打刘表派来的赖恭和吴巨，又按礼仪遣使赴曹操所在的许都进贡。这个姿态，曹操只好接受，还发文给士燮再加上“安远将军、龙度亭侯”的虚衔。
士燮最终选择与东吴合作，主要是出于现实力量的考量，有利岭南保持平和格局。受累于赤壁之败，曹操对岭南的影响力大减；刘备刚借得荆州南部几郡，根基不稳；而东吴与交州接境，实力又强于刘备。正是士燮及其家族的合作态度，步骘杀吴巨后才得以顺利入主交州。
步骘经营交州长达九年，他初到南海郡时虽已十分欣赏赵佗的番禺旧都选在负山带海之处，但任期内的大部分时间还是以封口为交州治所，直到建安二十二年（217）才把交州州治从广信封口迁至番禺佗城。这个州治的搬迁时间，最早见于水经注卷三十七泿水条，明清各版广东通志皆沿用。步骘与士燮的合作，成效显著，交州为缺乏人力资源的东吴提供了大量的兵员。延康元年（220）步骘赴长沙任新职时，就带走了“交州义士万人”，远多于他入交州时所领的人数。
到交州接替步骘的东吴悍将吕岱，在黄武五年（226）士燮死后，借机诛杀士燮家族，极为心狠手辣。但吕岱于黄武五年首次分置交、广两州之举，对后来岭南的政区名称有深远影响；新置的广州，领苍梧和南海等四郡；州名里的广字，即因广州治所是从广信封口迁来而取。这就开了先例，后世的广东及广西之名，亦从广信而来；广信之东为广东，广信之西为广西。
七、陶侃在封口用发石车退敌
“（杜）弘遣使伪降，（陶）侃知其诈，先于封口起发石车”。这几句话，见于《晋书陶侃传》，说的是一场关乎谁当广州刺史的重大战事，地点即如今封开县县城江口镇，时为西晋末期的建兴三年（315）深秋，很接近两汉时代，亦可证明苍梧王城、西汉苍梧郡治和广信县治所在之地，自秦汉以来就叫封口。
根据晋书陶侃、王机等人的传记材料，陶侃（259-334）领兵讨平杜弢为首、在荆湘地带长达几年之久的流民之乱，名声大振，本有奇功，却惹来镇东大将军王敦的猜忌，不仅失去了荆州刺史之职，还被打发到岭南任广州刺史。
而此时朝纲松弛，岭南政局非常混乱，朝廷任命的广州刺史郭讷，不获当地政坛实力派接纳，王机趁机利用他的父亲王毅当过广州刺史、老部下众多的关系，窃取了广州刺史的职位。随后王机害怕王敦讨伐，又向王敦请求，容他任交州刺史。王敦虽同意，王机却被交州实权派梁硕拒绝入境，无法就任。王机受困于郁林郡之际，收到杜弘派人送来的几千两黄金，表示投靠之意；杜弘曾是杜弢的部将，被陶侃的队伍打散后，带残部窜入岭南，占据了临贺。王机于是就要杜弘假冒投降，去攻广州，欲借其力，赶走陶侃，再图广州刺史之职。
陶侃率众入粤至始兴（今韶关）时，其部属已获悉王机和杜弘的图谋，有人以此劝陶侃莫轻进，暂留观察；陶侃未加理会，到任后即直赴封口布防，预先让士兵沿着封水两岸架设发石车（又叫霹雳车），待杜弘从临贺乘船而下的人马进入伏击圈时，发射石弹予以重创，防止他们出西江。杜弘果然领兵进犯封口，见陶侃有备，即掉头逃离。陶侃趁势率部追击，打败了杜弘的队伍。参与谋反的要员作鸟兽散，仅杜弘逃脱，广州部将温邵在始兴落网，交州秀才刘沈逃至郁林郡的小桂（其地在今广西来宾市武宣县境内）时遭擒杀，主谋王机更被砍头，传首京都洛阳。
清末民初著名历史地理学者杨守敬（1839-1915）最先指出，陶侃传里的封口就是水经注说到的封溪水口，见他的名著《水经注疏》卷三十六。这个注解很重要，因为晋书以后的许多史家已不了解封口在岭南何处，例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介绍陶侃在岭南的活动事迹时，完全删去了封口一役，致使读者完全不知陶侃大败王机和杜弘之战是先从封口打响。
身为陶侃曾孙的著名诗人陶渊明，曾赋长篇四言诗《命子》，其中追忆先祖战功的诗句写道：“天子畴我、专征南国”，明显有封口之战的影像，因为陶侃收拾王机及杜弘的谋反势力后，广州人心归附，政局安稳，再无战事。为防生活过于清闲，陶侃每日早晨把上百块砖头运到室外，晚又搬回；人问其故，他答道：“吾方致力中原，过尔优逸，恐不堪事，故自劳耳。”陶侃运甓的典故由此而生，成为激励后人不贪安逸、发奋功业的美谈。
按晋书地理志，当时广州所管的岭南十个郡里，苍梧郡犹是要地，其辖境虽因东吴时分设临贺郡而变小，但郡内设县仍很密，有十二个，比南海郡还多一倍，人口户数则约占广州总户数的六分之一，仅次于南海郡。若杜弘从临贺而下，占据苍梧郡治兼广信县治的封口，对广州局势威胁极大，这是陶侃亲赴封口指挥作战，尽快铲除杜弘势力的重要原因。
“贺州势在上流，南入连、英，东下封、康，不数日便至番禺”。南宋名臣李钢（1083-1140）对贺江和封州在岭南的重要战略地位作过如此分析，见于他上报朝廷的奏折《乞令韩世忠不拘路分前去广东招捕曹成奏状》，堪称陶侃八百多年后的知音。
绍兴二年（1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