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佗文武皆通，深受时代气氛的熏陶，素怀远大之志，策略手段又非常灵活，其形象尤生动见于公元前196年他首次与陆贾深谈的对话里；他先问陆贾：“我孰与萧何、曹参、韩信贤？”再问：“我孰与皇帝贤？”随后更大笑说：“吾不起中国，故王此；使我居中国，何遽不若汉！”赵佗自我定位极高，并不把萧何、曹参、韩信这几个汉家大功臣放在眼里，甚至还认为自己若参加中原逐鹿，未必输给刘邦；若治理中原，自己亦能行仁政。
汉文帝前元元年（前179）赵佗见第二次入粤的陆贾，答应汉廷的要求，废除自封的“南越武帝”称号，在给汉文帝的回信开头，还很适时且幽默地自贬为“蛮夷大长老”。赵佗称帝始于汉高后5年（前183），因汉廷断绝铁器流入南越国而引发双方关系紧张，边境地带更爆发了小规模的武装冲突；看到陆贾带来的汉文帝诏书有不少积极主动的亲善举措，包括修复赵佗在河北故乡的祖墓等，赵佗立即抓住了改善双方关系的良机。从史记陆贾传和南越传记载的这些史实看，赵佗颇善拿捏政治雄心与现实力量之间的分寸，十分注意搞好与汉廷的关系，避免岭南陷入战火，确有行仁政之风。
越人未必知虞舜,一奏薰弦万古风；晚唐诗人许浑凭吊广州赵佗遗迹后所写的七律《登尉佗楼》如此收尾赞叹，意谓岭南民众原先或许不知道舜帝，但因赵佗的到来，也能长久沐浴如舜帝一般的仁政南风；诗句以舜帝和南风歌（薰弦）作比拟，称许赵佗把中原先进文化传入岭南、保一方平安的历史功勋。许浑此联，对今人理解赵佗设苍梧国背后的政治理念，也是很有帮助的。
比较一下晚唐著名诗人李商隐的诗句，就看出许浑对赵佗的赞美，已到了贤明帝王的最高级别。李商隐痛惜唐文宗英年早逝，老百姓失去了一位好皇帝，在其《咏史》之作的尾联长叹：几人曾预南薰曲、终古苍梧哭翠华，也用了行仁政的舜帝唱南风歌及崩于苍梧之野的典故。
诗史上非常著名的《南风歌》是这样写的：
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
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
用词浅白，诗意优美：柔和清爽的南风可驱散民众的愁苦，来得及时的南风可增加百姓的财富。先秦儒家典籍多谓舜帝曾作南风歌。例如《孔子家语》即说：昔者舜弹五弦之琴，造南风之诗。
《史记乐书》对南风歌的主旨作了更详细的解说：“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南风之诗者，生长之音也。舜乐好之，乐与天地同意，得万国之欢心，故天下治也”。这段话，据今人考证，引自先秦儒家典籍《礼记.乐记》的《奏乐章》佚文。
可见，自先秦以来，崩于苍梧之野的舜帝就象征着古贤帝的典范，阜财解愠的南风歌唱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天下太平的理想境界；南风由此成为帝王体恤百姓的常用意象，从文人骚客到各级官员都惯以南风称颂帝王对民众的关切之情和煦育之功。东吴孙权称帝时，曾入封口做过交州刺史的步骘，上书劝孙权效法舜帝”诚揽英雄拔俊任贤“也说：“故舜命九贤，则无所用心，弹五弦之琴，咏南风之诗，不下堂庙而天下治也”；语见三国志步骘传。
唐人较早写本朝地理志的梁载言，在他的《十道志》讲到西汉苍梧郡的由来时说，“《礼记》曰：舜葬苍梧之野”。他已看出苍梧之名入岭南，源于舜帝的历史传说，但他未料到西汉苍梧郡乃转承赵佗苍梧国而来。
据汉书《武帝纪》，汉武帝执政第六年、即元光元年（前134）五月颁布的求贤良诏书里，就有“上参尧舜“之语；平南越国几年后的元封五年冬（前106），汉武帝行南巡狩，到达南郡（郡治即今江陵）一带地方时曾“望祀虞舜于九疑。”这条记载也用于《资治通鉴》汉纪十三，以注《通鉴》著名的宋末元初学者胡三省对此解释说：九疑山亦名苍梧山。汉武帝既用南越国分封的苍梧国地盘，来设置西汉苍梧郡，自然十分熟悉苍梧这个政治符号的含义，了解赵佗的理念，才特意把苍梧郡治所在之县，名为广信县，以区分这个新的苍梧郡并非旧的苍梧国。所以，“初开南粤、宜广布恩信”之语，实际也堪称汉武帝“法先圣”的南风歌。
尽管历来都有评论说古籍所见到的南风歌，实是他人假托舜帝之名而作，却不妨碍此歌对岭南汉初的政区设置产生了真实的巨大影响。若没有舜帝崩于苍梧之野和舜帝作南风歌的历史传说，赵佗苍梧国及西汉苍梧郡绝不会前后相承地在岭南出现，亦断无广信之名，今日广州、广东及广西之地，定会另见其他叫法了。
三、下濑将军入粤首攻苍梧王城
赵佗把苍梧国的王城置于何处？史记和汉书写五路汉军分头入岭南合击南越国都城番禺的路线时讲到的苍梧，实际已给出明确的答案：第四路下濑将军出零陵郡，走潇水入封水而“抵苍梧”，所指正是封水与西江交汇处的苍梧王城，即今封开县县城江口镇；第三路同出零陵郡的戈船将军，则经湘水而“下漓水”，有力证明当时的苍梧王城并不在漓水入西江之处，即今梧州市万秀区。
史记南越传这段记载如下：
元鼎五年（公元前112）秋，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出桂阳（西汉桂阳郡桂阳县，即今广东连州），下汇水（又作湟水，今连江，亦称小北江。）；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出豫章（西汉豫章郡接壤南越国处，即今江西大余县），下横浦（今南雄小梅关）；故归义越侯二人为戈船、下濑将军，出零陵，或下离水，或抵苍梧；使驰义侯因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柯江（即从贵州的西江上游，顺流而下。）；咸会番禺（南越国国都，核心在今广州市中山五路和北京路交汇处一带。）。
史记此段原文多年来有下厉将军的误印，史记《东越列传》称之为下濑将军，汉书两粤传即据此改为下濑将军，所以，如今实不必重复这个班固早已纠正的错误。
五路汉军里，有三路每路皆用两个地标来展现入粤的行军路线，含义清楚，向来争议不大。下濑和戈船两将军的入粤路线写法则较独特，仅用了三个地标，这是因为他们皆从零陵出发，其身世背景亦相似，都是最先归顺汉廷的南越国人，均受封为归义侯，所带的队伍同称越侯兵。他们的事迹还见于史记东越列传。明代郭棐《粤大记》说：下濑将军，名叫田甲，性情苛急；戈船将军，名叫郑严，善于带兵。
要读懂下濑和戈船两将军的进军路线，搞清句中的零陵和苍梧的具体含义，至关重要。这两个地名可谓同源，均见于《史记·五帝本纪》记述舜帝事迹的历史传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零陵的本义，是指九疑山的舜陵。秦时始取此名置零陵县，西汉沿用，其县治据说在湘水边上，即今广西全州县。但两将军“出零陵”的零陵，并非零陵县，而是当时已出现的零陵郡，尤特指两将军皆路过零陵郡的潇湘汇合处，时为县级泉陵侯国，即今永州零陵区。此地自古为交通大枢纽，其繁忙景象在唐代著名诗人卢纶《送从叔牧永州》的诗作里有生动的形容：浪里争迎三蜀货，月中喧泊九江船。
汉书地理志谓元鼎六年（前113）始置零陵郡，《水经注》卷三十八湘水条也说元鼎六年零陵郡始从桂阳郡分出而单置，皆明显有误。汉文帝后元七年(前157)，吴氏长沙国因无嗣而废除，汉廷即设零陵郡，接管了原属吴氏长沙国西南部潇湘流域一带的政区，内有零陵、营浦诸县。零陵郡的南面正对南越国苍梧国。
汉景帝前元一年（前156）复置的刘氏长沙国，疆域比以前大减。按东汉学者应邵《汉书集解》的记载，景帝后元二年（前142），长沙定王刘发到京师向父皇祝寿时，趁机哭诉“臣国小地狭，不足回旋”，汉景帝听后，曾许诺把零陵、桂阳、武陵三郡归还长沙国。但这个表态，仅是安慰之语，断无实施的可能。汉景帝平定因削藩而引发的“七国之乱”后，继续大力加强中央集权，刘氏诸侯国的封地均大规模削减，大多仅领一郡之地。
司马迁在同段文字的写法，也可证实此处的零陵，应为零陵郡。伏波将军路博德出桂阳，是指桂阳郡，不过郡内恰好又有桂阳县（今广东连州）而已；楼船将军杨仆出豫章，实指豫章郡靠近南越国的南野县（今江西大余县），但仅用郡名。所以，句中的零陵，当如桂阳和豫章，都作郡名解。当时西汉这三个郡皆与南越国接境，司马迁如此落笔，颇能反映汉军由五岭各大要冲攻入岭南的态势。
汉军入粤平定南越国宰相吕嘉叛乱的次年，西汉才首次在岭南设立苍梧郡；所以，戈船和下濑两将军此时要去之地，不能理解为后来出现的苍梧郡或苍梧县，而是指赵佗分封的苍梧国，他们两支队伍分头前往的首个重要目标，其实皆在西江边，且两地相隔仅二十多公里，而其中又分“下漓水”和“抵苍梧”两个方向，则知当时苍梧国的重心在封水流域，苍梧王城正处于封水汇入西江之处的封口，故用“苍梧”两字强调下濑将军的行军路线不同于戈船将军。司马迁句中的写法，有省略和跳跃，戈船将军的路线描写，省去了“下漓水”前的湘水，同样，下濑将军“抵苍梧”前的潇水也未提及。
综上所述，戈船将军和下濑将军虽皆以零陵郡的潇湘汇合处为出发基地，但此后他们的行军路线截然不同：戈船将军的部队，沿湘水而西行，经灵渠，转漓水再入西江（即今梧州）；下濑将军的队伍，则溯潇水而南下，入封水，直扑封水与西江汇合处的苍梧王城。这就是“抵苍梧”之意，下濑将军走的线路，其实正同“出九疑之塞”这一支秦军的入粤线路。这条今人所说的潇贺古道，南宋周去非的地理名著《岭外代答》用宋代的讲法，称之为“自道入广西之贺”，即由道州的潇水，转入时属广南西路贺州的贺水。
下濑将军等三路汉军入岭南后按计划要沿西江进发，但他们尚未赶到南越国都城番禺，从北江南下的楼船与伏波两将军就已先在平乱战事中取胜。史记说苍梧王赵光“闻汉兵至，自定属汉，”表明赵光是自动向下濑将军的部队投降，未经激战就解除了苍梧王城的防御军力，故获汉廷册封为随桃侯。
东汉班固汉书两粵传描写下濑和戈船两将军入粤路线的文字，大体袭自司马迁，但他在汉书武帝纪里，把司马迁的一句改为两句：“归义越侯严为戈船将军，出零陵，下离水；甲为下濑将军，下苍梧”。
班固这番改动有得有失；去掉司马迁原句的两个“或”字，下濑将军单独成一句，突出了他的队伍到苍梧王城，有完全不同于戈船将军的行军路线，是符合原意的；但把零陵完全划分到戈船将军一句，切断了零陵与下濑将军的联系，则使下濑将军失去了前进基地，读者就看不懂下濑将军是从何处入潇水而下苍梧的，其失亦存。
《史记》古今诸多注家受唐代开元年间学者张守节《史记正义》的影响，将句中的零陵，误作当时郡治所在的零陵县，使得句意完全读不通；若此句的零陵在今广西全州之地，下濑将军也沿湘水西行，则两将军是同一路，司马迁句中又何须用两个“或”字？
唐末封州人莫休符曾任融州刺史等职，很熟悉桂林的历史掌故。他写于光化二年（899）的《桂林风土记》，谈到走湘水经灵渠下漓水的汉军，仅提起戈船将军，并没有涉及下濑将军，可谓独具慧眼。
当代历史地理名家谭其骧主编的权威专著《中国历史地图册》，在晚至南朝齐的广州（此时岭南地区尚由广州和交州组成）地图上，才首次把整条贺江标为封溪水，明显忽略了封水在秦汉时期的重要作用；第二册第11-12页秦朝淮汉以南诸郡的地图上，标出了漓水，还在潇水流域标出了九疑之塞，但封水既不见图形也不标出水名，未能准确反映秦军经九疑之塞入岭南的历史；地图册从西汉至东晋的五幅岭南历史地图上，均标出了漓水，对封水则仅画出形状，但不标水名，更无封口这个古地名，其中，第二册第35-36页西汉交趾刺史部地图、第三册第30-31页三国吴交州地图、第四册第5-6页东晋全图，尤为值得关注，这个时期的封水和封口实际已屡屡出现在史记南越传、汉书两粤传、三国志步骘传和晋书陶侃传等史书上，不了解封水和封口的历史地位，就很难搞清岭南这段长达几百年的古史真相。
四、南越国苍梧王城和西汉广信县治古称封口
与县名的取名路径不同，西汉广信县治所在之地，却以封水命名，古称封口；证据见于《水经注》卷三十六介绍封水在广信县境入西江之语：
“（封溪水）又西南流入广信县，南流注于郁水（西江），谓之封溪水口者也。”
可见当时早已有封口这个古地名，且地位重要，尾句才特别对封口的取名缘由详加解释：所谓封口，即封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