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广东及广西之名，如今越来越多人知道源于西汉广信县；广信之名则浓缩了汉武帝平南越国后的政策宣示：“初开粤地，宜广布恩信”。迄今尚鲜有人谈及的是，汉武帝的广布恩信之语，实带独特的时代背景，与南越国开国之主赵佗在封水（今贺江）流域及周边地区分封苍梧国有紧密的历史联系。
按常理，南越国割据岭南近百年之久，其旧都城所在的番禺县，才算当时粤地的重心，要体现汉武帝的旨意，番禺县更适合改称广信县；汉武帝却偏偏将广信县置于横跨封水及漓水（今桂江）注入西江之地，且让广信县县治兼作新置苍梧郡的郡治，其原因就在于西汉苍梧郡实际是把赵佗苍梧国改造而来。
越人未必知虞舜,一奏薰弦万古风；晚唐诗人许浑《登尉佗楼》的这副尾联，对今人了解赵佗苍梧国与西汉苍梧郡前后相承所蕴含的古人理念很有启发。许诗的薰弦，即先秦已公认由舜帝所作的南风歌，歌里唱出的解愠阜财主题，当是赵佗和汉武帝都十分熟知的内容。赵佗将舜帝崩于苍梧之野的典故引入岭南，分封苍梧国，寄寓了他要在暴秦覆灭后效法舜帝、施行仁政的政治抱负。这就刺激了汉武帝要在苍梧郡郡治作出广布恩信的政策宣示。可以说，广信不仅是个古地名，其思想源头还含有执政者要为百姓解愠阜财的古代愿景，是中原最先传入岭南的儒家理念之一。
南越国的苍梧国王城和西汉苍梧郡广信县县治，亦一脉相承，均设于封水汇入西江处，古称封口，即今封开县县城江口镇。西汉岭南各郡之间原先并无统辖关系，随着监察岭南诸郡的交趾部刺史治所由最初的交趾郡改设于苍梧郡广信县，封口才“意外”取代南越国番禺旧都而成为岭南的政治和文化中心，由此发源衍生出后世所说的广信文化或广府文化。这种富有地域特色的文化，实际也大大促进了中原文化在岭南的生根与发展。
封口的古称，比广信更早出，赫然见于唐以前古籍，还与赵佗时代西汉吴氏长沙国南部地形图标在南越国境内的“封中”两字构成互证。清末民初学者杨守敬在《水经注疏》中已指出晋书陶侃传里的封口即《水经注》所解说的“封溪水口”。本文初步考查了封口到江口的地名演变历程，以利增进今人对两汉到唐末岭南古史的认识。
全文共有八章，分别为：分封苍梧国是赵佗经营岭南的重要举措；广布恩信之语堪称汉武帝的南风歌；下濑将军入粤首攻苍梧王城；苍梧王城和西汉广信县治古称封口；今梧州之地建城始于南朝梁的天监年间；步骘入封口杀吴巨岭南归东吴；陶侃在封口用霹雳车退敌；明末封川县志记两汉广信故城在江口。文中所引古籍材料的出处，俱写入文中，不再单独列注。
一、分封苍梧国是赵佗经营岭南的重要举措
秦末群雄四起、逐鹿中原的大动乱之际，赵佗绝五岭关道而自守，建立了南越国，既沿秦习推行郡县制，同时也分封诸侯王，其中见于史书记载又最具实力的即是苍梧国。
史记南越传和汉书两粤传，均有一处写到苍梧、三处提及苍梧王；这些文字极具历史价值，综合起来研判，其实透露了秦末汉初岭南一段对后世有深远影响却又朦胧不彰的重大史实，这就是赵佗曾在南越国的南海郡和桂林郡之间，划出大块地方创设苍梧国，控制封水、漓水流域及两水在西江的出口。
按《淮南子》所载，统一岭南的五路秦军中，有两路以潇湘为前哨阵地：一军发九疑之塞，此路实即溯潇水而南行，再转封水入粤，今人称此路线为潇贺古道；一军塞镡城之岭，此路不少学者认为是经越城岭（今属桂林兴安县），利用湘水和漓水通道入岭南。赵佗身为当年入粤秦军的将领之一，自然深知这两个方向是岭南防务的要冲之处，故在封水和漓水这两大西江支流的流域范围内分封苍梧国，着力经营，加强关防，以遏制汉军从潇水和湘水进犯南越国。可以说，苍梧国的设置与开发，构筑了南越国在西江方向的安全屏障，实与北江方向横浦关、阳山关和湟谿关三大关隘的强化建设有同等的战略意义，皆是赵佗得以割据及经营岭南的基本防御条件。
封水流域古代通航能力极佳，又兼气候宜人，肥沃的河谷地带适合农耕，村落和邑聚远在先秦时期已呈星罗棋布之势，当代考古发现，封开县杏花镇广信河沿岸、南丰镇利羊墩及贺州桂岭镇等处都曾出土过大量战国时代的墓葬和文物。赵佗充分利用这种自然优势，使苍梧国的开发颇见成效，其经济和军事实力比南越国的其他郡县更为强劲；即使赵佗死后，苍梧王在南越国体制内的政治、经济及军事方面仍拥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对此，史记南越列传和汉书南粤传，都作了生动的描述：
一是南越国宰相吕嘉权倾朝野，在赵佗死后的近三十多年里，先后辅助过文王赵眛、明王赵婴齐和哀王赵兴，其宗族有七十余人为南越国的大官，吕家的男丁和女子皆与南越国王室结亲。即便如此，吕嘉还要与苍梧王结成姻亲关系，颇见苍梧王平日生活里的显赫权势。
二是吕嘉发动叛乱，同其弟带领士兵攻杀南越王赵兴和其母樛太后，并处死西汉派来的使者，随后即派人先向苍梧王通报消息，再报其他郡县的地方官。吕嘉在生死关头的这一举动，很明显是要首先争取苍梧王的理解和支持，借助此姻亲所掌握的强大军事力量。
三是楼船将军杨仆和伏波将军路德博统领的两支汉军汇合北江，取水路率先攻破番禺都城后，南越国土崩瓦解，境内三大战略要地的头目纷向汉军投降，苍梧王赵光列于降官的最前面，其后分别是揭阳县县令史定、桂林郡郡监居翁。这样的描写顺序，表明司马迁十分重视苍梧国的动向，认为苍梧王的投降有助于当地的军队和民众归顺汉廷，促成岭南局势的平稳过渡。
司马迁仅以一篇传记反映南越国近百年的始末，聚焦于南越国与中央王朝的政治关系，甚少笔墨细写南越国内部的政治经济制度运作；班固的《汉书》成书晚于《史记》二百年，其中的南粤传大体上同于司马迁的“南越列传”，南越国史料的增补也不多。所以，古今史记和汉书的注家对苍梧国的由来亦多不甚了解，早期注家仅见三国曹魏时期的孟康和西晋学者晋灼简单猜过苍梧王赵光称秦王的原因，后世学者如曾任晚清内阁学士的周寿昌据此而发挥道：“（赵）光自据苍梧地，称秦王”，见当代学者韩兆琦《史记笺证》的转引。这等于说未经赵佗及南越国王室的允许，一个有强大军力的独立王国就自发出现在战略要冲地域，北连西汉长沙国的西南境（后为零陵郡），南沿西江可击番禺，时刻威胁南越国的安全。此说有违常识，并无史实为据。
赵佗对苍梧国的重视及用心经营，可在后世文献找到不少蛛丝马迹。例如，封水上源之一的桂岭水（汉时所称的贺水原本仅限于这一段）有越王渡的传说，实际反映了赵佗曾在苍梧国东北端的桂岭（萌渚岭）巡视关防的史实。贺水越王渡传说的所在之地，两汉以后曾属荆州，故最先见于南朝宋史家盛弘之撰写的《荆州记》，随后《水经注》、《述异记》、《初学记》和《太平御览》等典籍也纷纷转引，其中，北宋《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六十一转述尤详，谓越王渡乃是桂岭县（县治在今贺州市八步区桂岭镇）南二十七里贺水边的一块长一丈余的石头，“石上有石栉、石履，俗云昔越王渡水脱履堕栉于此。”
与越王渡相呼应，湘漓方向上则有越城。《水经注》卷三十八标出了越城的具体位置：“（沩）水出西北邵陵县界，而东南流至零陵县西，南径越城西”。此沩水，即今漓江上源支流大溶江。中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十六亦谓：“故越城，在县（唐全义县、今兴安县）西南五十里。汉高后时遣周灶击南越，赵佗踞险为城，灶不能逾岭，即此也。”这些材料表明，赵佗曾在今桂林市兴安县大榕江的西岸构筑越城，以作苍梧国的西北前哨。由此而演变出越城峤、越城岭等地名，其实正是赵佗经营苍梧国留下的历史印记。
据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引洪迈《夷坚志》的说法，赵佗曾与西汉名臣陆贾一同泛舟至西江边的锦石山；此山又叫濯锦山（今称华表石），当时应属苍梧国管辖，西汉苍梧郡建立后则为广信县东端之地，唐宋时属封川县；所以，北宋嘉祐三年（1058）到封州任知州的田开曾吟道：“名山称濯锦、胜境说灵洲”，把濯锦山称为本地的名胜之一，见他的五律组诗《临封十咏》其九的颔联。南宋初年封州知州方维亦有《濯锦醇酤》的七律之作，盛赞当时濯锦山一带出产佳酿。古人还在锦石山建有陆大夫庙，明末封川知县方尚祖写过两首登山谒庙的七律，其一的颔联写道：当年捭阖交魋结，此日崇冈披锦光；意谓陆贾成功说服赵佗向汉廷称臣后曾在锦石山流连。魋结，本来是史记对赵佗头发式样的描述，此指赵佗。
明末清初学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三锦石山条更说陆贾两次出使南越国见赵佗，皆取道桂岭入粤。这表明，控制着潇贺古道西江出口的苍梧国，不仅是赵佗屡去巡视之处，亦是西汉使节入岭南赴番禺的常走通道。
从吴氏长沙国南部地形图看，汉初潇水流域的置县已非常密集，计有营浦、泠道、南平、龁道和舂陵等县，经济文化较为发达；其南面苍梧国封水流域的设县情况，在赵佗着力扶持下，应也不遑多让，因为这两水的联系在先秦时代就已十分密切，相通的古道甚多。陆贾选择潇水转封水的线路入粤，亦透露沿途县治密集，旅行上的食宿接待及安全保卫等条件皆较好。
赵佗经营苍梧国的战略意图和成效，对汉武帝收复岭南后设县设郡皆产生了重大影响。西汉苍梧郡其实正是在南越国苍梧王辖地原有的雄厚基础上组建的，全郡十县，比南海郡还多出四县，五个半县集中于封水流域，其中，广信县东境控封水入西江之地，西境管辖漓水入西江之地，充分利用了赵佗留下的遗产。秦时南海郡西部仅有四会县，桂林郡东部设县更稀，但西汉苍梧郡刚一建立，南海郡四会县仍在，其西境却突然密集地设置了广信、高要、端溪、封阳和临贺五个县，这些地方的人口和县治设施并非凭空而来，最合理的解释是赵佗确实很关注苍梧国的经营，下过苦功，且经长达近百年的发展，方有此基础。所以，赵佗初封的苍梧王，很可能另有其人，而向汉军投降的赵光，仅是最后的苍梧王。
赵佗在粤东初设的揭阳县，及在今越南中北部地区设置的交趾郡和九真郡，皆见西汉沿用。这些史实皆表明，赵佗对岭南的地方治理举措，有不少获汉武帝采纳。
司马迁在史记自序中谈到《南越列传》之旨时说，“（赵）佗能集杨越以葆南藩”，对赵佗和辑百越、促进岭南民生发展的历史贡献作了很公允的评价。苍梧国的崛起，也是赵佗治粤有方的史证，为西汉苍梧郡一跃而成岭南首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广布恩信之语堪称汉武帝的南风歌
岭南地区历史上原本并无苍梧的地名，赵佗把处于战略要冲之地的诸侯国命名为苍梧国，乃因封水流域上游的地理位置接近潇水流域舜陵所在的苍梧之野，正好借此名表达他要在暴秦灭亡后效法舜帝施行仁政、造福民众的政治抱负。
赵佗萌生此念，是时代精神和历史传统相结合的产物。一方面，强盛之秦因何暴亡？是汉初社会很关切的大问题。秦末即开始追随汉军打天下的著名策士陆贾，在汉高祖刘邦取胜后，就曾当面警告劝说刘邦，马上得天下，不可以马上治之：“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秦始皇，皆以极武而亡。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这番话融汇古今，说理甚畅，让刘邦十分信服。颇受汉文帝器重的贾谊，也在他的传世名作《过秦论》指出秦亡于仁义不施，深刻反映了汉初朝野的共识。所以，汉高祖刘邦施政很强调与民休养生息，后面两帝继续执行，催生了史上传为佳话的文景之治。
另一方面，苍梧、九疑等词语，在古人眼里不单是地理名词，自先秦以来已成为仁政的理念符号、贤帝的文学象征；谈起这些字眼，古人常会联想到舜帝及相传是他作的南风歌。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自称千古一帝的秦始皇，把岭南收入版图、完成统一大业后，在公元前209年11月东巡途中行至云梦（今湖北江陵一带）时，曾“望祀虞舜於九疑山”。汉初吴氏长沙国南部地形图上，就画出了九疑山舜庙的形象，九条大石柱并排，气势非凡；此图正是赵佗时代的实物，可证当时人们对舜帝的推崇。司马迁记年轻时漫游刘氏长沙国一带山水，留下“窥九疑，浮沅湘”之语，表达了他虽未能亲赴九疑山祭拜舜庙而内心向往的仰慕之情。司马迁的笔意，明显化自屈原名作《离骚》写到舜帝之句“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重华即舜帝。近年还有考古文物显示，战国末期的楚国、扫平六国后的秦始皇，皆曾设过苍梧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