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漓水入西江之处本应有古地名，但未见载入《水经注》等唐以前古籍，颇能透露该地两汉时的地位较逊色。《水经注》有两处文字写到该地，一在卷三十六：“（郁水，今西江）又东径苍梧广信县，漓水注之”；二在卷三十八：“（漓水）又南至广信县，注于郁水”；皆未提及此地的地名。比《水经注》更早的《汉书地理志》写“（离水）东南至广信入郁（水）”，也不见此处有具体的古地名。
二是漓水流域设县数量远比不上封水流域。平南越国后，西汉在全长426公里的漓水流域，仅设三个半县；源头及上游有零陵县和始安县（县治即今桂林市），皆属零陵郡；突入岭南之地的始安县，控制灵渠等大片地方，县之南境大致到今阳朔县一带；漓水中下游才属苍梧郡，设荔浦县，还加半个广信县，远不及封水流域的五个半县。西汉荔浦县包含今平乐县汇聚荔浦河、恭城河及漓水的三江口之地，漓水到此以后向南流的河段，今人称为桂江（大概唐时叫起），其长达262公里，占漓水总长的六成以上。
三是封水沿途的古称变化多端，是人群较稠密、方言和文化多样性的表现；反观漓水在《水经注》里，由上游到下游的西江出口，均叫漓水，毫无变化，缺少地方化的古称，说明两汉魏晋直到六朝时期漓水流域的中下游地带人烟尚甚稀。
四是漓水得灵渠之助，名气很大，但今平乐以下的漫长河段，险滩密布，水势湍急，很不利于古代民间商贸航运，其实际功能在秦汉时代更多限于中原王朝对岭南的用兵方面。民间用户少，大概也是漓水沿途古称不多的原因。
因此，透过《水经注》可窥见历史真相，漓水在广信县和苍梧郡的政治和经济地位长期均比封水逊色，漓水入西江处虽属广信县的一部分，固然是战略要冲之地，但在两汉魏晋直到南朝宋齐时代尚未建城，自然不会有所谓的两汉广信县治故城，更不可能会有南越国时代的苍梧王城。唐以前史籍缺乏该地古地名的记载，原因在此。
今梧州之地历史上初次建城，当在南朝梁天监年间（502--519），这时广信县由一县分为两县，广信县东部地区改称梁信县，封口仍作县治，县名带梁的国号，正说明封口有广信旧城，经济文化较发达，在执政者眼中显得较为重要；广信县西部地区，仍叫广信县，也就是说这块地方成为缩小版的广信县后，才开始为县治建新城。
南朝梁普通四年（523）起，当时仅有广州和交州的岭南地区陆续增设到28个州，原先作为行政大区的州开始普及化，州域大减；按《梁书本纪第三武帝下》，成州是第一批分广州而设置的四个州之一。漓水入西江之地此际并未被南朝梁当局选作州治，最能显出其历史底蕴：该地两汉时期从未做过县治、郡治和州治；而附近则有成州，漓水中游才设静州，州治在今昭平，其置晚于成州。所以，州治置于封口的成州，不仅管辖分县后保留的小广信县，其余四个辖县分别还有梁信、猛陵、遂城、宁新。这就清楚表明，即使在州郡变动极频繁的南朝梁至隋末时期，曾是两汉苍梧郡和广信县核心区域的封口仍有巨大影响力，封口和漓水入西江之地虽已不在同一县了，但若在同一州或郡，州治或郡治也定在封口。所以，隋书地理志讲到由封川县和苍梧县等四县组成的小苍梧郡时，还列封川县于榜首，即郡治仍在封水流域；这个苍梧县即是南朝梁天监年间分出的小广信县，于隋开皇三年（583）改称而来。
成州之名，很可能是取自《史记五帝本纪》颂扬舜帝年轻时就很得民心、极具领袖才能的句子：“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这与县名取国号梁一样，反映出南朝梁当局对此地的重视。当时西江沿线的州里，成州颇具实力，记南朝梁陈时代的史书里屡见成州刺史出现。太清三年（549）刚到封口任成州刺史不久的王怀明，曾出兵助西江都护、高要太守陈霸先攻入南海，击败投附侯景的广州刺史元景仲，使陈霸先得以主导岭南的人事格局，迎梁宗室曲江侯萧勃为广州刺史。王怀明凭此战功，在陈霸先出岭南讨伐在京师叛乱的侯景、谋划自己的皇业之前，被提为东衡州（今韶关至英德一带）刺史。陈霸先死后继位的陈文帝，亦将成州当作福地，封其内廷宠臣韩子高为成州刺史，韩子高实际并未到封口任职。陈文帝时代还有一位叫甘他的成州刺史，授“假节、宣猛将军”的称号，曾领兵赴福建，参与剿灭割据势力陈宝应的战事，见《陈书列传》卷二十九。陈文帝的第六子陈伯恭在陈亡入隋后，也任过任成州刺史。
唐武德四年（621）漓水入西江之地才首次设州，是为梧州，不仅晚于封口的成州近一百年，也比封州（州治即今封川古城）迟了三十一年，但总算升格为州，与封州同级，终结了漓水入西江之地在行政上长期从属于封口或封水流域的局面。入唐后的小苍梧郡随着封川县的退出，进一步收缩至漓水下游地带，苍梧县之名更单用于梧州。面对这些新变迁，不熟悉两汉到六朝时期岭南历史地理的唐代北方学者渐有误把漓水流域当作两汉苍梧郡和广信县的重心之势，甚至还将本属于广信县封水流域的著名风物，也搬到梧州。例如，南朝梁陈时代学者顾野王（519-581）的《舆地志》说：“广信县寿乡有孤岩，岩有斑石，石皆五色。”此则记载转引的材料很古老，用的是分县前的县名，顾野王撰书时斑石所在处已改为梁信县寿乡了，后为封川县归仁乡，现是封开县杏花镇，大斑石至今犹是到封开的游客必看的地质奇观。但盛唐名臣徐坚（660年-729年）引用顾野王此则记载时，却将这块独特的大斑石归于梧州，见《初学记》里岭南道事对“苍梧、斑石”条，这本类书式教材是徐坚专为唐玄宗诸子初学吟诗作对而编纂的。
无独有偶，将两汉广信县治由封口而误作梧州之说，亦在盛唐初期出现，同样带宫廷的权威光环。上元二年（675），武则天次子李贤（655-684）继位太子，召集张大安等文官共注范晔的《后汉书》，书成后呈奏给唐高宗，成为官府解释，史称“章怀太子注”。在《后汉书陈元传》开首之句“陈元，字长孙，苍梧广信人也”的后面，“章怀注”写道：“广信故城在今梧州苍梧县”。这是“章怀注”的诸多错乱之一，却开先例，惹得随后的《元和郡县志》和《通典》等唐宋地理志盲目跟风，多谓两汉广信县治在梧州。南宋潘自牧的《记纂渊海》卷十五介绍封川历史名人有陈钦，但又说陈元是梧州名人，居然把陈氏父子分作两处，自知难以协调而不顾，明显受到“章怀注”的误导。所以，该书虽谓封川县是两汉苍梧郡治和东汉交州刺史治，但同卷又说梧州亦为两汉苍梧郡治和东汉交州刺史治，令读者无所适从。
“章怀注”对陈元传的误注，并无唐以前的文献材料支持，更被陈氏父子墓直接证伪。正因封口是两汉广信县治、当时岭南人文鼎盛之处，陈钦、陈元父子殁后才会从京师归葬故乡，其墓选在封口的野矮岗南麓，明代时墓地的“石人石兽尚存”，语出明末封川县志；此汉墓本地俗称“将军博士墓”和“石马坟”，清代道光八年封川县陈元后人还合力重修了墓园，“更雄其体势、壮厥观瞻”，语见戴村陈氏族谱；墓的具体位置今在江口职业中学内，墓碑则藏于封开县博物馆。陈元的后人其实一直在封水流域开枝散叶，分布颇广，据说皆有族谱；例如，世居封开县渔涝镇戴村的陈姓人家，即是陈元后人里的一支，其族谱说，入粤的先祖是西汉时从中原沛郡迁来广信，可补充《后汉书陈元传》未介绍的情况。
明代天启四年（1624），封川县的陈元后人中出了个很有治才的贡生，名叫陈道蕴（1574-1651），字宣猷，号湖山；他踏上仕途后，曾任浙江金华府儒学训导、陕西西安府高陵县知县和河南府陕州知州，政绩不错，曾获朝廷表彰，于崇祯末年退休，返回故里，入清后拒绝当局邀请，不再为官，在乡间好乐善施，颇受乡人好评。陈道蕴死后所葬之处，即今封开县江川镇庇子山。据成书于康熙年间的封川县志续篇，清初还有闽人林克登，前往庇子山凭吊陈墓，写下《游故陕州牧陈湖山墓二首》，其二的颔联即赞陈道蕴出自两汉书香门第、官宦世家：家传组绶流风远，世衍诗书席庆绵。
即使从唐代地理志看，封州的面积和县数虽皆少于梧州，但人口数量并不比梧州逊色，两汉时期封水流域经济发展水平高于漓水流域的痕迹犹存，亦可证封口为两汉广信县治。根据成书于801年的《通典》的统计，封州临封郡有戶3910，口8920；梧州苍梧郡有戶1100，口6270。成书于813年的《元和郡县志》则谓，开元年间（713年-741）封州有户5652，梧州有户1290；元和年间（806-820)封州有户811，梧州有户1871。旧唐书地理志说，天宝年间（742-756）封州有户3900，口11827；梧州有户5000，缺口数。
若把旧唐书地理志和《元和郡县志》里两州户数最高点进行比较，封州开元时的5652户，远超过梧州天宝时5000户，颇可印证杜甫诗句“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所说不虚，岭南小邑封川县的户数也接近六千户，中原地区小县的户数过万，自不在话下。
而按《元和郡县志》的数据，梧州面积远大于封州。梧州州境：东西110公里、南北380里；封州州境：东西128里、南北289里。封州设封川和开建两县，共七乡，其中封川有乡五个，开建有乡两个。梧州则设苍梧、戎城、孟陵三县，共九乡；其中苍梧县有乡两个，仅等同于面积比它小得多的开建县，到北宋初苍梧县的乡数才由两个增加到六个，原因是猛陵县的并入，见《太平寰宇记》的介绍。
《通典》卷三所引的大唐令说：诸户以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五家为保。据此可知，唐代按户数而设乡，户数（即人口）越多，乡数也越多。唐时封州封川县和梧州苍梧县合起来，即是两汉广信县。封川县有乡五个，远多于苍梧县的两个乡，明确显示唐代封川县的人口会大大超过苍梧县，这也有力证明两汉广信县的政治、文化和经济重心皆在县域东部的封水流域。
韩雍这位进士出身、饱读古书的明代封疆大吏，并未采信唐宋地理志关于梧州历史的误传。他于成化五年（1469）到梧州做第一任两广总督，曾写《建总府记》，文中仅赞总督府开基处的自然形胜甚佳，对其历史则有“闷晦千万年而一旦显于今日”之评，显然认为梧州的往昔不足观，如今才开始改变。所以，清朝同治年间出版的《苍梧县志》谓苍梧王城和广信故城建于梧州，并非依托本地可靠的历史传承，而是全部抄自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一百零八这两段话：
1、汉初，（梧州）属南越，赵佗封其族赵光为苍梧王，即此。
2、广信城在今府治东，汉置。府旧城，在大云山麓，东北跨山，西南两面皆临江。
顾祖禹（1631-1692）于康熙年间编著成《读史方舆纪要》。而《苍梧县志》编于清同治十一年（1872），已是顾祖禹身后近二百年时间。
顾祖禹书中叙梧州沿革时虽知道“梁属成州”，却未深究两汉广信县治、苍梧郡郡治、交州刺史治若一直设于漓水入西江之地，为何南朝梁不沿用原有的城池在此处置州治？为何史实正相反，分县后的小广信县却受州治在封口的成州管辖？可见他的看法，不过是盲从了唐代地理志以来的误传，并未触及历史的真相。如果顾祖禹所说的地方真有古城遗迹的话，那顶多是张冠李戴，误把南朝梁分县后才建的小广信县治，当作两汉广信故城了。《读史方舆纪要》问世以来，颇受好评，但此书在史实和地理位置方面存在不少错误，不必盲目迷信。
这类谬误从根子上看，都是不了解苍梧之名在历史演变过程中留用于梧州之地的实际原因，见空名而穿凿附会；其中最离谱的说法莫过于把潇水流域的舜陵也弄到桂江边，例如清代的苍梧县志和广西通志皆谓舜陵在梧州大云山下的锦鸡岩，与司马迁所认定的舜陵相去甚远。
六、步骘入封口杀吴巨交州归东吴
东汉末年群雄激烈争夺岭南的历史大剧曾在封口上演。建安十五年（210）步骘被孙权任命为交州刺史，于次年进入岭南，在封口诱杀了苍梧郡太守吴巨及其部将区景，为东吴占据交州清除了最大障碍。步骘随即又合兵两万，从封口坐船顺西江而下，在苍梧郡东端的高要峡（今称羚羊峡）打垮了吴巨部属衡毅、钱博的拦截，直取南海郡；六年后步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