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澳岛从明朝开始就是一个命途多舛的岛屿。它地处闽、粤之交的海面，远离内陆。在这里，四处流传着海盗往事，无论是走私贸易、海上互市，还是之后成为政府海防重镇，在历史的微光之中都让今人看到一种与时势密不可分的关系。南澳：孤岛中转站25.6Mb00:0027:56
2015年，随着南澳大桥通车，从汕头到南澳岛的距离缩短为9.3公里，耗时只需要15分钟。这条连接海岛的海上大桥改变了南澳岛几百年来的上岛方式。此前，要想从内陆上岛，唯一的交通工具便是渡轮，每天两班船，早上9点、下午3点进岛，早上10点、下午4点出岛。可以想见，南澳在靠帆船进出海岛的时代，是怎样隔绝于世，孤悬于海上。
南澳是广东省唯一的海岛，虽然只有114.757平方公里（由南澳岛及周边35个岛屿组成），但素来便有“漳潮屏障，闽粤咽喉”之称。它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在福建、广东、台湾三省的海面交界处。“澳”在南方是指“泊船的地方”，现如今，南澳岛的公路交通非常方便，上岛后右转的公路便是南澳岛最美的一条海岛公路，途经后宅镇、云澳镇、青澳镇、深澳镇，最终再返回到码头，环岛一周有66公里。各镇之间公路互通，或是海边美景，或是险峻的盘山公路，山景与海景交替出现，无怪乎近些年这里已经成为旅游胜地，尤其是在韩寒执导的电影《四海》播出之后，这里的灯塔、写有“四海”字样的海堤均成为热门的打卡地。
如果把时间往前推至明朝中期，这个如今游客如织的旅游小岛却是另一番景象。明朝初年，整个沿海地区实行海禁政策，“寸板不能入海”的禁令发布之后，明朝廷在南澳岛上进行了两次迁民，将岛上的渔民发回海门千户所充军。对此后少量重回南澳的渔民，大将汤和再次将其强行迁回内地，“墟其地，涉其民”，至此，南澳一度成为荒岛。
我们在这个弹丸小岛上租车绕行，想从地理上实地去感受，这个岛屿为何会成为海商、海盗往来的理想场所。南澳岛历史上最繁华的良港在现今深澳镇的位置。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有关于深澳镇作为良港的描述，“内宽外险，腊（猎）屿、赤屿环列其外，一门通舟，中容千艘”。除此之外，这里离内陆的河道韩江口水路要津非常之近，大型船只外可北航至日本，向东南海域可抵达爪哇等南洋诸国，所以这里从古至今都是一个物资集散地，有“海上互市”的传统。
如今的深澳镇已经不再是南澳岛的行政中心，早在1914年，县城中心搬迁至后宅镇。问及原因，南澳县海防史博物馆馆长黄迎涛说，主要还是与南澳岛的地形以及深澳的衰落有关。南澳岛除了少量的冲积平原之外，多为山地、丘陵，由于岛上人口的增加，可开垦种植的平原主要集中在后宅一带，深澳已经没有多余的外扩空间，即使后来有过几次填海造田，依然无法满足其发展。
那么，如此重要的物资集散地，为何会在明朝初年经历了两次弃岛呢？弃岛对南澳之后的影响又是什么？
中山大学陈春声教授在《地方故事与国家历史》一书中，罗列了两次弃守南澳的地方志记载。不同地方志的记载实际上是混同了两次迁民的原因，而《东里志》中的记载则比较详细，“洪武二十四年，以居民顽梗，尽发充海门千户所”“永乐间，倭夷越海劫掠，难于防御，将吴宗理等九十五户，徙入苏湾、下外二都安插”。陈春声认为，第一次“居民顽梗”的情况与广州府处置“疍民”的情况类似，“时疍人附海岛，无定居，或为寇盗，故籍而用之”，是属于征集军户的方法，第二次“难于防御”是出于不得已的为难之处。
陈春声说，南澳的“迁民政策”也是明朝当时的海防政策之一，和南澳一样受到波及的还有大嶝屿、小嶝屿，情况与之类似。政府对南澳的弃守是本地区诸多海防措施里影响最大的。“弃守南澳的后果很快显现出来，这个靠近大陆又没有官府管辖的海岛，成为15世纪到16世纪100多年间，多重海上势力聚集活动的乐土。日本和东南亚各地的海商纷纷来到此地从事贸易，闽、广海商将南澳作为私市贸易的中心，以及海盗们的根据地。”
整个东南沿海地区，从明朝海禁之后，海盗在海上的走私贸易和抢劫活动愈演愈烈，在明朝中期嘉靖年间达到顶峰。这段时期历史上有名有姓的海盗几乎都与南澳岛有关，许栋、林道乾、林凤曾经以南澳为据点，更有吴平、许朝光、曾一本占据南澳，并在岛上占地结寨。南澳岛为何成为地方志里所说的“海盗乐土”，他们又给南澳之后的变迁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洪武十七年后，明朝政府以‘备倭’为名在沿海建立了卫所，但其主要的功能是利用城墙和兵力守御而不是进攻。离南澳不远的韩江上下游二三百里长的海岸线共有四个沿海守御千户所存在，那时，卫所之间相距100海里（相当于现在的40～60公里），所以卫所的存在，更重要的是其象征意义。”陈春声说。
明朝初期，南澳岛隶属海阳县，成化十四年（1478）置饶平县，南澳遂属之，只设卫所，但是裁设不定。嘉靖四十一年（1562）移柘林守备驻南澳，四年之后，复设柘林守备，统辖澄海、潮阳二县水兵。从地图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福建诏安与广东饶平之间，两县“相聚百余里，中隔大海，偶遇风阻，县令是有鞭长莫及”，所以位于潮、漳交界的南澳就成为官府的三不管地带。茅元仪在《武备志》中记载，“广捕之急则奔闽，闽捕之急则奔广”，由于南澳成为朝廷职权互相推诿的边界地带，所以无论从北到南还是从南到北的海盗都选择将南澳作为避难所，“欲知倭寇消息，但今往南澳，饰商人与之交易，即廉得其来与不来，与来之多寡，而一年之内，事前无不知矣”。
南澳岛成为观测海上武装集团行动的“晴雨表”。黄迎涛告诉我们：“南澳岛是明代的海商冲破当时政府海禁抵抗官军的庇护地，也成为东西洋私人海商贸易的中转站。”
此外，陈春声还从经济社会学视角，对嘉靖年间为何海盗猖獗提出了他的观点：“16世纪中期之后，欧洲人特别是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和荷兰人到了亚洲，他们在华南中国海的周边地区建立了一系列的贸易据点，因此，整个东南沿海商人的力量，突然因为货币的支持变得空前活跃。”美国学者安乐博在《中国海盗的黄金时代》中认为，明嘉靖年间是中国海盗真正“腾飞”之时。自嘉靖二十七年（1548）浙江巡抚朱纨摧毁浙江双屿港后，倭寇与海盗活动逐步向广东一带转移，倭寇沿海岸线南下，与本地海盗合流，壮大了声势。
如今能在南澳岛上寻得的海盗痕迹便是海盗吴平当时从诏安梅岭逃窜到南澳之后所建立的吴平寨以及流传于海岛上的“金银岛”，前者是一处已经无法看到的遗址，后者则是南澳岛为了发展旅游经济，根据吴平藏宝传说设立的一个观光岛屿。现在的吴平寨村子距当时的残基遗址有600米左右，真正的遗址位于南澳县深奥镇吴平寨村村委会东野。据1952年陈沅《饶平县志补订》卷十九《古迹》记载，“吴平寨，周约三百丈，土桓阔约五尺”，这个寨子是全国唯一一个以海盗命名的村落。我们走遍了整个吴平寨，历史性的遗迹已经难以寻得，但从现在吴平寨村的位置，大概能搞清楚吴平的一些选址思路。寨子背山望海，中间有一块平地可以开垦种田，山中溪流穿过村庄可以很好地灌溉庄稼，可谓一块风水宝地。海中港口可以大量停泊船只，易守难攻，既可保护自身安全，还能作为进攻大陆的跳板，不得不说，吴平是真正实现了往后退能生活，往前走就能打仗。
这不由得让人想象，吴平当年逃窜到此，他建寨后，与当地人发生了何种关联？该村落是否还留有吴平后人？黄迎涛说：“在历代志书中以寇或者匪为记载，不但记载多语焉不详，并且许多事件的详述带有为统治者服务的色彩。”
官府记载的剿灭吴平的功绩可在南澳岛上的碑文寻得。建于万历十二年（1584）的寿亭侯祠（即关帝庙），如今还在深澳镇总镇府东南侧，里面的碑文中有详细的记载，值得玩味的一段文字是对当年关公将攻克吴平的方略托梦于戚继光，最终使得戚继光、俞大猷大获全胜的描述，“将军破敌，只在智取，若从后攻，必然可胜”。当年俞大猷在围攻和追击吴平行动中一再受挫，最终戚俞水兵南北夹击，才将震惊朝野的海上大盗赶出南澳，实施围剿。《明世宗实录》记载直到嘉靖四十五年（1566）一路追到安南（今越南）才最终打败吴平集团。
从明清志书中对海盗的记载可见，明朝海盗并不完全是我们想象中的专业海盗集团。黄迎涛介绍，明朝时活跃的海盗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海商，由于不满明朝政府的海禁政策，凭借武装力量，以民间的贸易形式从事走私活动，比如许朝光，他坐地贩卖，设卡征税，曾自立“澳长”，往来商船必须“买水”；第二种是亦盗亦商，“用哨马为游兵，胁居民为向导”，有着明确的反海禁的意图；第三种是与倭寇合流，只盗不商。
为什么说研究南澳的历史，即是研究海盗的历史？海盗们的存在给南澳带来了什么？黄迎涛说：“吴平之乱，使得明朝政府对南澳岛有了新的认识，他们意识到弃置南澳将影响东南沿海的贸易、军事诸事的平衡。总镇府的建立实际上改变了整个明清的海防格局思路。”其实，早在嘉靖年间，就不断有官员讨论弃守南澳岛的不利影响，一度有官员建议应该在岛上设兵防守。吴平之乱成为明清两朝治理沿海海防的重要案例，每当有奏疏论东南沿海海防或岛屿的弃置，都会提到南澳，其中最为知名的便是万历十年（1582）潮州知府郭子章专门写的《南澳程乡议》，他提出澳设副总兵“为利者四”，分别为“屯田之利”“寇失其巢”“重兵守之，外贼欲泊以窃淡水，而不敢登岸，内贼欲出为之接济，则惮兵而不敢放舟”“闽粤一家，手足相捄”。
近年来，有学者也在对海盗影响下的海防研究中指出，严重的海盗活动推动了地区海防的建设以及世界贸易发展。比如著有《明代潮州海防考述》的唐开建认为，嘉靖时期潮州严重的海盗活动促进了潮州地区的海防改造和重建；写过《潮汕海盗文化的“海丝”遗产价值研究》的郑松辉认为，潮汕海盗的探索和开拓扩大了世界贸易的商业空间，进一步促进了潮汕“海上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的组成；等等。
在剿灭吴平之后的第十年，即万历三年（1575），福建巡抚刘尧诲同两广总督殷正茂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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