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时间为：2023-07-13
在怒江每翻一座山，学校都不同
2023年07月13日08:27_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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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雨了，学生排着队去食堂吃午饭。
下雨了，一位老师带学生在室内上体育课。
小学六年级的教室里，擦除了黑板报的内容，只留下小升初考试的倒计时。
下课了，学生在操场上打乒乓球。
一所学校沿着山势阶梯形建设。
6月中旬，正逢云南的雨季，眼前的山体塌方还在持续，碎石不断从山上滚下来，掉在219国道的柏油路面上。我坐在越野车上，车辆碾过塌方后还没清理完成的碎石头路，沿着怒江往峡谷的深处走。哗啦啦的雨声与怒江奔腾的咆哮声交错着，衬得两侧那些陡峭又插入云霄的山幽深神秘。
这是我第一次到怒江傈僳族自治州。
出发前，一位泸水市政府官员告诉我，“泸水在拿最好的平地建学校。”他还说，泸水市政府教育支出占比最大，保证老师收入。我很好奇，在边境的县城，花钱开辟的小学校园，花钱留住的乡村老师，能给乡村教育带来什么改变？
当我拐过上百道弯，最终抵达泸水市、福贡县、贡山县的边境小学时，答案才慢慢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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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所边境小学建在层层叠叠的高山深处，在中国地图“大公鸡的屁股”边上。
做记者好几年，我也采访过一些东西部学校，这些边境小学硬件设施丝毫不逊色于大城市的小学。距离中缅边境只有两公里的泸水市片马镇国门小学，在大山边上给学生开辟了3个标准尺寸的篮球场、1个羽毛球场、4个乒乓球桌；建在怒江边上的福贡县腊竹底完小，顺着山坡的地势，依次建起了宿舍、教学楼、图书馆、体育场，还有2个户外游泳池。
学校还给学生开设了古筝课、手鼓课、合唱团和各类体育活动社团。舞蹈教室的地板用的是柔软的特殊材质，让学生能放心地赤脚跳舞。
一位边境小学的校长说，学生收到外界捐赠的书包和文具太多了，最多一个人能收到三四个书包，用不完。
大多时候，这群小学生的校园生活是轻松的：每天能睡11个小时，午餐和晚餐后是游戏时间；食堂有荤有素，比一些学生家里做的饭更丰富；许多同学说，学习是轻松的事，没听过要“卷”。雨季是这群孩子愁绪的来源——下雨了，就不能去操场上玩了。
一些边境小学还会接收来自缅甸的学生。一位校长指着走廊上拿着水杯准备接水的女孩说，“这一个学生是缅甸籍，正在读五年级。”以前，还有缅甸籍学生坐公交来中国上学。还有一位17岁的学生，以前在缅甸生活，现在在边境小学的一年级读书。
一位当地教体局的工作人员介绍，他们的学生普遍享受14年免费教育，从幼儿园两年直到高中、高职；如果贫困学生考上大学，能享受各种补贴，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每一年，从怒江州考上大学的学生，绝大多数是凭借少数民族能歌善舞的优势，以艺术生、体育生的方式。要和大城市的、小县城的孩子拼文化课，怒江州的学生没有优势。
一位校长说，学生从小习惯爬坡，不缺体能，也不缺体育设施和时间，但缺体育技能。
在一个下雨的早上，我旁听了一节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在边境小学开设的运动梦想课，因为天气限制，体育课挪到梦想中心教室进行。老师把教室里的桌椅都搬走，腾出空间，带领30多个学生在室内跟着儿歌跳操。
既然学生好动，体育时间能保障，为什么还要在边境小学提供运动课？基金会的工作人员说，基金会给学校提供针对青少年发展需求研发的补充类体育课程和教学视频，希望让非专业体育老师能对照教案教体育课，不会出错；同时捐赠一些轻量化体育器材，也能让孩子强身健体的同时，享受安全、高效、有趣的体育课。
这里边境教育的复杂性在于，沿着怒江，每翻一座山，学校面临的困难都有所不同，没有统一的解法。即便是培养学生体育技能这一件小事，每所学校的情况都不一样。
靠近县城的乡村小学，很难找到合适的体育老师，因为有体育技能的人更愿意去县城当健身教练，工资高；一些学校即便引进了音体美专业的老师，由于主科老师少，无法做本专业的事，只能改教语数英；还有校长说，有时流动调配来的老师，擅长的专业不是学校最需要的科目。有所小学老师数量太少，老师不得不既教语数英，也教音体美。
我想起几年前探访过的北京市中心一所小学，就在胡同和四合院边上，由于能用的土地空间太少，给学生铺设的跑道不得不从校门口开始，一直延伸到围墙边上。校长担心学生会受伤，在围墙上贴软垫。
这里和北京的小学不同，北京小学的体育课缺的是土地，是空间。而这些边境小学不缺土地、设施、器材，它们的体育课受到所处的地理环境、学校条件制约，问题更加复杂，其中蕴涵着教师资源错配、教师稀缺的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地解决。
同样，这些边境小学也建了医务室，却招不来校医，建了心理辅导教室，却没有专职的心理老师。一位县城教体局的领导说，学校的校医大多是兼职，不够专业。每次学生生病，老师得自掏腰包送往县医院就医。
还有所学校至今仍在坚持疫情防控，要求师生戴口罩。校长解释，最近的县医院距离学校44公里，车程一个多小时，一旦传染病暴发，学校无力及时地把大批孩子送往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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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崇山峻岭的深处，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仅在托起一个小孩，还在为一个家庭托底。由于居民住得散，住所又离学校远，这里的孩子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寄宿，每周或每两周的周末回家，几个住得邻近的学生家长会拼车到校门口接送。
老师说，一年级的孩子最难带。倒不是因为调皮，也不是因为生活不能自理，而是尿床。有些老师夜里得掐着点挨个叫一年级学生起床上厕所。
还有些孩子没有从小养成每天刷牙、经常洗澡的卫生习惯，经常生病。在山区，学生生活用水依靠从山上流下的泉水，水泵水压小。腊竹底完小的洗澡间不能让所有孩子定期洗澡，只好开辟两个游泳池，轮流安排不同年级学生去洗澡、游泳，保证学生隔两三天能洗一次澡。
据一位长期关注乡村教育的公益人士观察，有些外出务工的父母为了补偿孩子，每个月会给留守儿童寄回大笔零花钱，却没有教孩子怎么消费。孩子收到钱往往一两天就花光了。他们担心，即便这群留守儿童长大了，外出打工，也很少有好的理财观念。
在这里，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都压在学校和老师身上。一些家长把孩子甩给学校后外出打工了；有的父母离婚，家庭管孩子少，全靠学校托底。
当老师问及学生的烦恼时，极少有人提到物质上的渴求。有个孩子说：“爸爸妈妈离婚了，我很不开心，因为我很想妈妈。”说完，他把头埋在课桌上哭了一阵，旁边的同学轻轻拍打他的肩膀以作安慰。
我家访的家庭，母亲很少关心孩子的功课，“孩子的功课我也不懂”，也不太关注孩子的情绪变化。有些学校很少给孩子布置周末作业，因为老师知道，孩子回家后，大多要帮父母干农活。
这里的老师教完课后，还得管生活。一位校长说，为了避免学生发生冲撞，每次集中体育锻炼时，要派十几个老师在学校不同角落看守。
一所边境寄宿小学的师生比低，学校派两个老师负责一个班级所有科目的教学和所有学生的生活。一位英语师范专业毕业的老师，如今改教语文、道德与法治、美术、书法，每周要上24节课，还要兼顾学校的管理工作。
上海市派到怒江州帮扶的小学老师，因为师生比低，很不适应边境小学的工作节奏：课时比上海多3倍，晚上查房到12点多，第二天早上还得上1-4节课。
如今，大城市的中小学也讲究全科教育，要在一道试题里，塞入多个学科的知识，还有的机构开办“体适能”课程，要精准地提高幼儿园、小学阶段的学生运动水平，并在体育课上全程用英语与学生对话。
但这与边境小学的全科教育不一样，前者已经进阶到多学科融合教育，后者更多是在老师稀少、错配的条件下不得已的选择。
在开放二孩、三孩政策以后，一位校长明显感觉到，老师增长的速度明显赶不上学生增长的速度。一所即将扩招的完小，计划把两间老师办公室改造成教室。
“双减”政策开始后，云南省允许一个学生收400元课后服务费，但边境的学生大多家庭条件差，收不了钱，绝大多数学校的课后服务不收钱，反而增加了在职老师的负担。一位教体局工作人员说：“本来老师可以5点下课，现在要课后服务到6点多。”
有些学生跟不上新课标的内容。比如英语课，学生得由傈僳语母语，转变为普通话，再翻译成英语，英语老师上课得花更多时间，先让学生用普通话表达，再用英语说。又比如，很多小学生没有跨出过怒江走出大山，很难理解课本里提到的磁悬浮列车。
不仅是学生，就连老师在大山里待久了，教学质量也在原地踏步。福贡县一所学校好不容易拿到了100多万元的培训费，校长却犯了难，要是组织一波老师外出培训，正常的教学秩序就会受影响。
两个小学老师包揽一个班级的模式，也容易出现问题：如果其中一人请假，或外出培训，另一位老师得从早到晚地上课。一位校长说，以前，外出培训的机会都给了那些边缘的、上不了主科的的老师，但那些老师即使接受培训，回到学校，也无法带动提升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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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国道是通往怒江大峡谷深处的几个县城最重要的一条路。从我探访的4所学校来看，距离城市越远的边境小学，留守儿童的比例越低，辍学率也低——由于路途遥远，父母大多依赖政府组织务工，靠着政府组织的包车统一外出，学生要出去一趟也麻烦，很少有学生辍学外出打工。
与此同时，这些远离县城的边境小学留不住乡村老师。老师更倾向于在县城附近、交通便利的乡村小学教书。这也是再翻几座山，学校情况不太一样的原因。
这侧面反映出“走出大山”的难度。一位从上海来怒江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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