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希望守住最后一道关口
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麻醉科副主任兼重症ICU主任张西京
2月12日凌晨两点，值班护士打来电话向我报告：“3床的陈大爷血氧饱和度突然不到85%，现在怎么办？”我一边电话指导值班医生进行抢救，一边穿衣赶往医院。当我赶到病房时，陈大爷已陷入昏迷。我将插管插入气道中，陈大爷突然开始剧烈呛咳，大量病毒飞沫直接喷在我的防护面屏上。我深知自己随时会被感染，但此刻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救人要紧！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患者呼吸逐渐顺畅，生命体征趋于平稳，暂时脱离了危险。
紧急抢救呼吸衰竭患者就像是百米冲刺，每一秒都生死攸关；等患者一点点恢复生命体征时，又像跑马拉松，几天几个月都要守着。5天时间、120个小时，老人给氧浓度从100%下降到80%、60%、40%，最后成功“脱机拔管”，转到普通病房。陈大爷是我们在火神山医院第一个抢救成功的气管插管危重病人。
危重症病人不是靠一个人救活的，而是靠整个团队的力量抢救过来的。长时间疲劳作战，大家的眼睛熬出了血丝，腿脚也有些浮肿，有的队员经常靠着墙角就睡着了……可大家没有抱怨和放弃，因为我们始终坚持：只要有1%的希望，就必须用100%的努力，决不抛弃、不放弃任何一个患者的生命！
世界上最美妙的声音
国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口罩事业部机械工程师吴科龙
今年2月初，口罩成了最紧缺的物品，口罩机也是一机难求。我所在的国机集团承接研制生产口罩机的重大任务，从零开始，跨界研制。然而，时间紧急，缺技术储备、缺原材配件、缺熟练工人……所有人心里都没底，但所有人都没有退却。
2月10日，首台口罩机总装完成。随后几天，设备调试遇到瓶颈，大家想尽各种办法都没能让设备正常稳定运转。现场气氛逐渐凝结成霜，除了设备运转的声音，只能听到沉重的呼吸和自己焦急的心跳。大家重整旗鼓，对照图纸研究，网上搜集视频学习，互相交流，继续尝试……那几天，连吃饭睡觉时各种数据都在我眼前晃。越是搞不出来，我反而精神越兴奋，越想跟难题“较劲儿”。经过不断尝试，2月18日凌晨，我参与调试的平面口罩机终于顺利过关。听到设备稳定运转那种有节奏的“咔嗒”声时，我们觉得这是世界上最美妙的声音！
这个难关跨过去后，大家越来越有干劲儿——10天研制首台套平面口罩机并完成压力测试！20天生产100台套！30天生产200台套！所有人的努力只为了一个目标：更快更好地为人民生产口罩！
90后的战疫青春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创伤急救中心主任医师刘中砥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武汉时，身为一名90后和党员医务工作者，我第一时间报名。第一次进污染区的经历让我终身难忘。在清洁区更衣室逐层穿上防护服、隔离衣、手套、鞋套、护目镜和防溅面屏，各种不适感逐一涌现。从清洁区进入污染区要逐次通过五扇防护门，每推开一扇门，紧张就增加一分。当最后一扇门“啪”的一声关上，我站定几秒钟，平静呼吸，用力扫视了一番眼前的景象：床边是迫切需要救治的患者，身边是携手并进的战友，而病毒就可能藏身于一呼一吸之间。来不及多想，越来越多的患者到达病区外，医生护士相互配合，按照病情的轻重缓急将患者逐一安排到不同病房，采集病历信息，及时给予对症治疗，记录患者诉求。四个小时很快过去，等要出污染区的时候，发现刚入病区的那些不适不知何时早已忘记。
在武汉抗疫前线奋战的日日夜夜，每一天都刻骨铭心。那段难忘的战疫青春成为我生命中的高光时刻。在武汉经历的一切都将在今后不断激励我们青年医务工作者，牢记医者的责任和使命，为更多的患者带来健康。
打造疫情防控的坚强堡垒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吴浩
2月6日，我接到国家卫生健康委紧急通知，作为防控组社区防控专家组组长，驰援武汉。2月7日实地考察时，我发现当地社区防控还存在很多漏洞，如果不把“水龙头”拧紧，感染者会越来越多。经过两天一晚彻夜无眠的思考，我带领专家组立即向地区指挥部及中央指导组汇报，并提出建议：严格对小区进行封控管理；生活垃圾分类消毒管理；超市人流管控，推行“菜入社区”；组织党员干部下沉社区。在听取了我们的相关意见后，武汉市江岸区等第二天及时发布公告，落实小区全封闭管控政策。
在武汉的51天，我和其他队员一起走访了377个街道、500余个小区、161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所有的隔离点，协助指导转运2万余名确诊患者，并提出1275条建议，基本都被当地政府采纳。我们组织起草、审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基层防控指导意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防治社区手册》，制定《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全面排查工作快速评估方案》，培训基层工作人员。
在这场疫情中，广大基层医疗卫生人员用无私的坚守护佑着群众健康。我的搭档张灿友，为了不让家人担心，隐瞒了到武汉支援的事，每次跟家里人视频通话，都要提前布置背景，以免被发现。在武汉的那些日子，我们的团队每天工作16小时以上，凌晨三四点，工作群里依然有人回复，有人响应。我们用实际行动，为打造疫情防控的坚强堡垒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中建三局二公司安装公司项目经理尹典
刚到火神山医院施工现场时，我也怀疑，十天能建起一座医院吗？但我们建设者硬是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我所在的工区只有一条进场通道运输材料。一天晚上，为了优先铺设地下管网，断了路，工区成了“孤岛”，吊车进不来，剩下的15个箱式板房无法吊装。“扛进去！”党员刘贤栋率先喊道。15个箱式板房足足37.5吨，就这样被我们的党员突击队手抬肩扛地搬了进去，节约了整整4个小时的宝贵时间。
医院交付使用后，需要有建设者留下来保障医院顺利运行。这又是一场生死考验。接到这个任务时，指挥部让我们在场的25个人写下纸条，表明自己是不是党员，愿不愿意留下。纸条被一张张打开，22张写着“是党员，留下”，另外3张写着“不是党员，也要留下”，没有一个人退缩。
如果你问我，怕过吗？实话实说，怕过，但也只怕过一次。因为一场暴雨，负压病房风管连接处有所松动，病房内负压略有下降，将会导致污染区的空气流通到清洁区，危及医护人员安全。我立刻拿起防护装备参与维修。风管被打开的那一刻，温热的室内气流扑面而来，我脑子“嗡”了一下，心想该不会“中奖”吧，但也顾不上那么多了。有3位从病房去CT室做检测的病人路过，刚好目睹了我们的维修过程，停下脚步朝我们说：“谢谢你们！”这温暖的一刻，让所有的恐惧瞬间消逝。这种“赌命”时刻都经历了，我们在火神山还会怕什么呢？
做一名值得托付生命的人民军医
中部战区总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江晓静
为了摸清楚新冠病毒这个狡猾敌人的套路，我和同事们经常穿着防护服“泡”在各个病房里，仔细询问每一位患者在接受治疗过程中的感受，认真分析他们不同阶段的病情变化，精细制定“一人一策”治疗方案。
1月22日，我们收治了一名30多岁的患者小徐。当时，他的各项检查指标显示属于轻症。3天之后，我在查房时候发现，小徐在平静时呼吸频率加快，查看记录发现血氧饱和度比之前有轻度下降，于是问他有没有什么不舒服，他说“还好，没有感觉呼吸困难”。但是经验告诉我，他目前的状况可能是一个假象，病情随时会加重。我当即决定，除了给予抗炎和加强吸氧治疗外，马上上无创呼吸机，每2小时一次不间断观察病情数据，对面色、神态、呼吸频率以及语言、动作进行严密监测。一天、两天……担心的情况始终没有出现，我开始在心里打鼓：难道是判断错了？也许他真的只是轻症？入院第5天的早上，护士突然报告：患者呼吸困难！我赶紧跑过去，发现小徐的各项监测数据都极不稳定。好在经过治疗，5天后转危为安。
我和战友们连续作战，结合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指南和武汉市其他大医院总结的救治方案，撰写出《中部战区总医院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为后续进入一线抗疫的医生们提供了规范的诊疗指导。
冲锋向前是职责也是荣誉
陆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李琦
在武汉金银潭医院第一天接收患者时，很多队员都有些紧张：与患者密切接触会不会感染？该怎么救治患者？能看得出来他们心里有压力，我对他们说：“作为军人，冲锋向前，职责所在。这次冲锋，我们集全国之力救治同胞，这是一种荣誉。我是党员，又是老兵，我有经验我先上！”13名队员跟上我，穿戴好防护服，毫不犹豫走入“红区”。
面对超高强度工作,一投入便什么也顾不上,只能拼命往前冲。在“红区”里，我们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患者身上，不知不觉已在“红区”待了5个小时。根据当时的感控要求，我们一次进入“红区”不能超过4个小时，所以护士长特别着急，通过对讲机不停地催我们出来，生怕发生意外。但大家还是坚持检查完再出来，不把所有的患者情况了解一遍，我们自己心里也没有底。此时对于我们和患者来说，时间就是生命。
进入病房前，我还特意在胸前防护服上写了“主任”两个字，不是为了博人眼球，就是希望病人能看见我的职务，知道我们在用最好的资源来对他们进行救治。“红区”的一位病人问：“我能被救活吗？”看着他渴求的目光，我也顾不上其他，给了他一个拥抱——这个拥抱就是给患者的定心丸。我告诉他：“我们解放军来了，你不用怕，一定要相信我们，信心是最好的良药！”
300公里返岗走单骑
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金口中心卫生院范湖分院检验科技士甘如意
春节前夕，我从武汉回到湖北公安县老家过年。刚到家，我就听到离汉通道关闭的消息。情况紧急，武汉最需要医护人员，而我们医院化验室本来人手就紧张。回去！我必须回去！可一打听，所有去武汉的公共交通都停运了。“就是骑自行车，我也要回武汉！”我对爸妈说。
我一边规划骑行路线，一边办理通行手续。在村委会，工作人员问我：“开了路条，可你怎么去？”我说：“骑车去。”他以为听错了，我又说了一遍。就这样，他在“车牌号”登记栏里写下了“自行车”三个字。
第二天出发，一路上几乎看不到人。骑到荆州长江大桥，自行车不让过，我只好把车寄存到桥头的一家副食店。走过大桥，我到处找去武汉的车，可是哪里有啊？搭不上车，我找了辆共享单车，继续赶路。下一个目标，是70公里以外的潜江。
天上下起小雨，风也特别冷。我没有雨衣，冰凉的雨滴打在脸上，不一会儿手就冻僵了，可羽绒服里却是一身汗。我一会儿骑一会儿推，夹杂着雨点的风肆意地打在脸上，说不出来的疼。终于骑到潜江，这时天已经漆黑。在入城的一个卡口，我遇到几名警察。他们帮我联系了住宿，还为我找到了第二天开往武汉的顺路车。2月3日中午，我搭乘顺路车就近在汉阳下了车。一碗泡面下肚后，又骑上一辆共享单车。下午6点，终于看到了熟悉的金口街。
4天3夜！300公里！我终于回来了！简短地给父母报个平安，我换上防护服，立即回到工作岗位。听说了我的故事，同事们纷纷为我点赞。我说，“因为我姓甘，所以不怕苦。”
高治愈率的背后是拼命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副院长陈尔真
援鄂期间，我们共救治了332位危重患者。我们团队曾成功救治年龄最大的103岁新冠肺炎老人，也救治过远嫁武汉半个多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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