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校起步到如今，28年弹指一挥间，葛华钦由当初18个聋哑孩子的“父亲”变成了168个残障孩子的“爷爷”。他的年华在时光中流逝，而数以百计的残障学生却从他那里获得了成长的力量。
——题记
溧水区特殊教育学校创建于1986年，原名“溧水县聋哑学校”，起初只有18名聋孩子、3名教师。这是当时南京郊县最早的一家。
1997年，学校迁往县城，成为集听障教育、智障教育、康复教育于一体的寄宿制特殊教育学校，这还是南京郊县最早的一家。
2001年，学校开垦荒山800亩，开展残疾人生产自救，建成溧水特校实验基地，这在全省是最早的一家。
2008年，学校创办农业职业中专，形成“教育—培训—就业”一体化办学模式，现有27名残障毕业生在此就业，这在全国是最早的一家。
2014年，学校基地被确定为首批“国家级残疾人职业培训基地”，这是目前全国残疾人职业培训基地中最大的一家。
……
葛华钦，年届六十，清秀儒雅，有浓厚的悲悯和大爱情怀，似为特教而生而活。他是溧水特教事业的开拓者，是特教战线耕耘不辍的“老黄牛”。他带领溧水特教人用信仰书写了溧水特校的一部辉煌发展史，用大爱创造了残疾人头顶的一片蓝天。
做完整、优质的教育
“每个聋哑孩子的家庭都是一部悲情史。”葛华钦说。曾经，他走进一个聋哑孩子的家，那是一间废旧的小厂房，屋内抬头就能看到天空，靠门的地方是泥砖砌成的土灶，灶上面吊着几个化肥袋拼成的“隔尘罩”，厚厚的尘土将“隔尘罩”压成了漏斗状，床边还有一只老母鸡孵着小鸡，一只老鹅孵着小鹅，一条狗在看护……“如果家里的聋哑孩子不能接受好教育，这个家就真的没希望了。”他说。
1986年，当听到南京要在溧水、六合、浦口、高淳、江宁5县创办一批聋哑学校时，任教于普教的葛华钦毅然报了名。当时学校有意提拔他做副校长，他婉拒了；面对全家一致的反对，他耐心解释，说服了家人。
没有校舍，他向乡中心校借了一间会议室当教室，借两间房屋做学生宿舍；没有教材，他和同事跑到上海买聋哑教材，手提肩扛地运回来；没有学生，他蹬着着自行车在全县16个乡镇走村串户。10月中旬，仅有18名聋哑学生的溧水县聋哑学校正式开学了，当时葛华钦32岁，加上他，学校共3名教师。葛华钦和同事们白天当老师，晚上当爹妈，早早晚晚当保姆。睡前给孩子洗澡、洗衣服，半夜要起来给孩子掖被角，要给生病的学生按时喂药，学生身体不适，来不及通知家长，要及时送医院陪护就诊。
开学第一天，葛华钦照例挨个叫醒学生起床晨练，有个叫杨杨（化名）的学生始终捂着被子不肯起床。葛华钦轻轻掀开被子，被窝里赫然是一摊大便。自责、怜爱，一时间全部涌上心头，他和蔼地用手语示意告诉他不要怕，没关系，并拿来自己的衣裤，帮杨杨换上，悄无声息地把脏了的衣裤、被褥清洗干净……
聋哑孩子有学上了，可同样是残疾的智障孩子呢？“他们也是人，也同样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啊！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改变他们的人生命运，让他们过上正常人的生活。”葛华钦决定招收智障孩子！1997年春天，学校搬迁到了溧水县城，在招收听障学生的基础上增设了培智部，招收智障孩子入学，学校正式更名为“溧水县特殊教育学校”。
张雷（化名），16岁报名上小学一年级。当时葛华钦很为难：收，年龄太大了；不收，这个孩子就废掉了。思来想去，葛华钦还是“违反”招生规定给收下了。张雷上完小学五年级已是20周岁，葛华钦直接把他编入了九年义务教育后的综合班（即年龄较大的班级）接受技能培训。患有脑瘫的经明、智力障碍的罗兵（化名）、张雷等都是第一届培智部学生，经过学校的教育培训后，他们不仅能实现生活自理，还熟练掌握了许多专业的种植、养殖技术。
在一般人眼里，对那些残疾孩子，似乎没有必要那么当真，有饭吃、不出事就行。“特校也是学校，要像模像样搞教学，要讲成绩，要讲质量，要对学生负责”，葛华钦说，“孩子们生理上有残缺，但我们的教育应该是完整的。”在全体老师的共同努力下，聋部初中毕业生每年都百分之百升入聋人高中、南京特教学院、山东特殊教育职业学院等高一级学校。
为残疾学生终身发展服务
溧水特校的办学理念非常高位和大气：“为残疾学生的终身发展服务”。
“校长，我不想干坏事，但我要吃饭，我的小孩要上幼儿园没钱……。”2000年，一封来自聋哑毕业生的信触动了葛华钦的心。这群孩子虽然合格毕业，但由于社会抱有偏见和歧视，他们很难找到工作，很难自食其力。“农村特殊教育如果这样办下去，不但发展不了，也很困难。”葛华钦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如果能通过教育培训让他们实现自食其力，生活有着落，就等于拯救了他们一家子”，葛华钦说，“我们必须转变传统的办学思维，自加压力，为残疾学生终身发展服务。”
经历多个辗转难眠的夜晚，经过多次深入调查论证，葛华钦做出决定：学校依靠政府，但不能依赖政府，创办实验基地，让残障孩子们在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接受劳技技能培训，为残疾孩子的终生发展服务。这是溧水特校的二次创业，这是特殊教育的大胆探索！
2001年2月，他向当地政府申请划拨（或租赁）溧水县城南郊的300亩荒山作为教育培训就业基地。那里，乱石林立，坟茔遍布，杂草丛生，不见人烟，方圆两公里连个可供避风躲雨的屋棚都没有。在这里，葛华钦和他的同事们要用双手开创残障孩子的美好未来。
基地建设之初，三尺讲台之外，一顶草帽、一副手套、一双胶鞋是葛华钦和老师们的日常装备。他带着全校27名教师从荒山中开垦出了186亩土地。以往农民干的活他们都干，现在农民干的活他们都干——除草，治虫，施肥，下秧，栽秧，挑粪水，割稻子，运稻草，在葡萄园里挖洞，埋杆子，拉铁丝……无所不干，无所不能。
13年过去了，包括租赁土地，基地已发展到如今的800多亩，建有3个园（牡丹、葡萄、盆景）、4个区（水产养殖、苗木繁殖、果鸡放养、无公害蔬菜）、花卉超市、蔬菜大棚及苗木基地，还建有2千多平米的现代化玻璃温室。这里的学生是幸运的，在接受9年义务教育后，还能在基地再延长3年（重点加强种植和养殖技术学习），完成12年教育；学校还增设了听障学生职业中专，主修现代农业技术专业，开设“种植”和“养殖”两类课程，填补了南京市特教领域农业职业教育的空白。这里的学生是幸福的，已有20多个本校毕业生在此就业，他们每个月都能拿到工资，每个月都能领到全额的生活补助，并享有五项保险（养老、失业、工伤、医疗、生育）。他们不再是家庭的累赘，不再是社会的负担；他们拥有了喜欢的职业，更拥有了做人的尊严。
特教事业永远都是“进行时”
望着满山葱翠，葛华钦并不满足，他有一个目标：让已经毕业在基地工作的残障孩子们的工资水平达到甚至高于溧水县企业职工平均工资水平。
这个目标的实现并不容易，葛华钦却信心满满，他算了一笔账：牡丹节期间，每人15元的门票，估算每天几千人的客流量，就有近几百万的门票和基地产品销售收入；等到2016年，溧水通上轻轨，基地所在的新城规划区开发后，会有更多南京市区的市民来参观游览，基地效益将会更好。
由于溧水城市建设规划，溧水特校教学区和基地正面临搬迁，意味着学校即将迎来第三次创业。对此，葛华钦思路很清晰：一是这里的教育、培训和就业要实现由传统农业技术向现代农业技术的过渡；二是让每个人对未来有希望，各类学生有不同的出路。他说，我们将帮助听障学生升入高校继续深造；鼓励帮助中、轻度智障学生掌握一定的技能后去社会就业，主动融入社会；鼓励毕业生与父母一同创业；把暂无就业方向或创业困难的毕业生留在基地边就业边学技能，为创业做好准备；鼓励毕业生走上社会自主创业，毕业生能力暂时不足的，三四年内，五项保险学校替他们交；学校以市场最高价收购或代销他们生产的产品；帮助低息贷款；协调地方政府为他们提供优惠政策，助其创业。
“我只是做了应当做的事”
二十八年路漫漫，葛华钦怀抱对特教事业的忠诚，对残疾孩子的真爱，无怨无悔地行走在特殊教育第一线，把特教事业做得风生水起，红红火火。立业先立德，德之芬芳才有业之茂盛，人们敬佩他的“业”，更敬重他的“德”。
2000年，葛华钦被评为南京市劳模，县总工会的负责同志将市政府的2000元奖金送到学校，而他却交到了会计室。他将上级奖给的几百上千奖金换成一张票据何止一次！
那年，县教委建教师公寓，按规定分给他一套，学校教师以后有条件再解决。他一听，表示宁愿自己不要这套住房，也要设法解决教师的住宅问题，他多方筹资，疏通关系，又发动职工集资，终于使17户无房和租房住的教职工高高兴兴地搬进了新居。
基地建设初期，每个大年三十晚上，总是葛华钦在基地通宵值班，他要陪坚守岗位的残疾工人共度除夕。怕父亲孤单，在外读书放寒假回来的儿子就在基地陪着父亲。每逢大风大雨或大雪天气，不论白天和夜晚，他都要第一时间赶到基地，查看这里的设施设备有无损坏，这里的工人是否安全，鱼池冲垮了没有，大棚吹坏了没有，鸡舍、羊圈压塌了没有……如有情况发生，都要第一时间组织老师抢险救灾。
“没有什么，我只是做了我应当做的事。”面对一次次荣誉加身，葛华钦对各级领导、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和全体同仁的无私付出满怀感激，他说的最多也最朴素的一句话是：“谢谢，谢谢关心！”
五、潘懋元
人不下鞍，马不停蹄
——记厦门大学教授潘懋元
他15岁开始从教，在他近80年的教书育人生涯中，接受过他的恩泽的学生不计其数。他创建高等教育学科，得天下英才而育之，全国主要高等教育研究单位几乎都有他的学生，将他的教育和办学思想付诸实践。他被誉为高教界的一代宗师。
——题记
潘懋元先生已逾90高龄，数十年如一日，躬耕教学科研第一线，承担了饱满的教学工作任务，教书育人，爱生如子，被学生奉为“师父”、“师爷”；指导和培养青年教师，亲身示范，被教师奉为人生楷模；探索中国式精英人才培养模式，形成了研究生培养经验，为国内外高教界所重视，影响辐射海内外；敢为天下先，将教学与科研紧密结合，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成为中国高教界一代宗师。
敢为人先，开创学科领地
潘懋元先生在从事高等教育研究的数十年间，始终坚持“高等教育研究要为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服务”的理念，应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之需，站在时代的前沿，紧扣时代的脉搏，做时代的先锋。潘懋元先生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敏锐地感觉到“不能把大学生当成小学生一样来教育”，倡议建立高等教育学新学科，以促进高等教育的改革与提高，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专门人才。
1978年，潘懋元先生在《光明日报》发表论文《开展高等教育理论的研究》，在《厦门大学学报》发表《必须开展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建立高等教育学科刍议》一文中指出，“开展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不仅是为了解决高等教育的特殊问题，对于丰富整个教育科学的研究内容，促进整个教育科学的发展与提高，也具有深刻的意义”。这两篇论文揭开了中国高等教育科学研究的序幕，对后来以科学方法研究高等教育起到了启蒙和指导作用。1983年，潘懋元先生出版了《高等教育学讲座》，为第一本《高等教育学》的诞生和中国高等教育学学科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经过不懈的努力，第一部《高等教育学》于1984年出版，标志着一门新学科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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