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时间为：2021-07-30
志丹县保安革命旧址纪念馆。本报记者张权伟摄本报记者张权伟
“志丹县成为赤色首都，因之志丹县的工作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使志丹县成为模范的苏区，抗日的根据地，做全国抗日的模范。”
——1936年7月9日《红色中华》报社论《定都志丹有什么意义》
在中国革命史上，志丹是一个值得永远铭记的地方。这个深藏在陕北高原大山褶皱里的古老县城，在80多年前的革命浪潮中，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结下了不解之缘。
这里是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刘志丹的故里，也是继江西瑞金之后中国革命的第二个红色首都，一度成为领导全国红军和抗日救国运动的中心。斯诺来访、开办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1936年的志丹有幸见证了一个又一个影响深远的革命大事件。
日前，记者驱车来到志丹，在遍布全县的革命旧址中，探寻这座陕北小城背后的红色故事。
英雄精神永流传
志丹原名保安。保安之名自宋代始，取永保平安之意。这里地处黄土高原腹地，是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接壤处，自古战火连绵，烽烟不断。
1903年10月，刘志丹出生于保安县金汤镇，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入党誓言中，刘志丹写道：“加入党，就要为共产主义信仰奋斗到底。作为个人来说，奋斗到底就是奋斗到死。”大革命失败后，他奔走陕甘各地组织起义暴动，成为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之一。这期间，刘志丹身经百战，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失败、挫折，率领的部队在重重围剿中屡屡被打散，却又一次次发展壮大。
在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正确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不懈斗争，西北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在20多个县建立起红色政权。这块根据地成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出师抗日的出发点。
令人惋惜的是，1936年4月14日，时任红二十八军军长的刘志丹在率部渡过黄河东征、攻打山西省中阳县三交镇的战役中，左胸中弹，壮烈牺牲，年仅33岁。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为刘志丹举行追悼大会时，毛泽东为他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同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将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
如今，英雄已逝，留下的是他长存的精神。在志丹县城北门外炮楼山下，苍松翠柏中掩映着一座雄伟壮观的烈士陵园。这就是刘志丹烈士的安息之处。在陵园纪念厅正中的碑石上，镌刻着毛泽东主席在1943年刘志丹烈士陵园落成时的亲笔题词：“我到陕北只和刘志丹同志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永远留在党与人民中间，不会磨灭的。”
1979年，习仲勋在纪念文章中称赞刘志丹“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坚持走井冈山道路，同广大干部、群众一起，创造了陕北红军和陕甘根据地，使这块根据地成为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
第二个红色首都
现如今，走进志丹县保安革命旧址纪念馆，许多游客还是会被眼前那一排依山而建的简陋石窑洞所震惊。毛泽东当年住过的窑洞内，墙壁和天花板都是在坚固的岩石上凿成的，地面则是用砖块铺就的，窗户也是就着石壁挖空而成的。“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毛泽东曾在一首词中这样描述志丹。
“条件虽然简陋，但是却养育过中国革命，党中央、毛主席在志丹战斗生活半年多，实现了中国革命从艰难曲折走向胜利的历史性转折。”保安革命旧址纪念馆讲解员岳阳说。纪念馆现有旧址石窑洞和房子24孔（间），馆藏等级文物24件，自1966年1月建馆以来，陆续对外开放了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旧居和中央军委会议室、中央政治局会议室等旧址。
1936年7月3日，党中央离开瓦窑堡进驻志丹县。同年7月9日，党中央在《红色中华》报第286期第一版发表《定都志丹有什么意义》的社论，向全中国和全世界公开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定都志丹县城。从此，志丹这个陕北小城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继江西瑞金之后的第二个红色首都。
同年7月，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在志丹开办。在校舍、教员和教材极度缺乏，条件极为艰苦的情况下，依然为即将到来的全面抗战准备了干部力量。
1936年8月10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国共两党关系和统一战线问题。毛泽东作了专题报告，指出：“红二、四方面军的北上，对于打通苏联，保卫苏区，统一红军领导，都有很大意义，应极力欢迎红二、四方面军，并使他们完全在中央的领导之下。”当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胜利会师，长达两年的长征宣告结束。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12月13日，中共中央在志丹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题讨论研究解决西安事变问题。会议最后决定派出代表赴西安解决事变。12月25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六项主张，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奠定了基础。
红星照耀中国
“中国共产党是些什么人？”“他们的目标是什么？”“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们都制定了哪些计划？”“他们是否真的准备联合蒋介石建立抗日统一战线？”1936年，尽管来到中国已经8年，但这些疑问却一直在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头脑里挥之不去。伴随着党中央在陕北的落脚，斯诺终于等来了机会。当年7月，在穿过重重的封锁后，怀着“拿一个外国人脑袋去冒一下险”的心情，斯诺终于来到了志丹。
7月下旬至9月下旬，斯诺按照周恩来的安排，深入志丹和红军西征前线采访。他先后采访了彭德怀、徐海东等红军高级将领，还深入兵营体验红军将士的生活。在采访途中，斯诺还与遇到的陕北群众交谈。“红军是我们老百姓的子弟兵，为我们的权利打仗，我们就要拥护和支持，我们都愿意当红军。”苏区群众真切质朴的话，让斯诺为之动容。
作为第一个采访毛泽东的外国记者，斯诺在书中这样描述“他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和纯真，富有幽默感，时常露出质朴的笑容”“他有着无穷的精力，是一位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做了十年红军领导人，曾无数次地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但他自己的个人财产只不过一卷铺盖，一些随身衣物”。
1936年10月回到北平后，斯诺奋笔疾书，于次年10月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初译为《西行漫记》）。在这本书的影响下，一批批爱国青年和外国友人奔赴延安，白求恩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曾在书信中告诉友人：“要问我为什么去中国，请读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和史沫特莱的《中国红军在前进》，读后你们必将与我同感。”
此外，在《西行漫记》的结尾处，斯诺作出了一个伟大的预判：“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可能会失利，可能会一时退步，可能会一度失去活力，可能会为适应当前需求和目的而大大调整其策略，甚至可能会在一段时期陷入沉寂，不得不转向地下，但它不仅一定会继续走向成熟，而且将会在一次次沉浮之后最终获得胜利！”
后来的历史，证明了斯诺这一伟大预判的正确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