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新庄中学学生回家必经的山路。家离学校5里路以上的学生，只有周末才能回家。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学业上，他们都已习惯在崎岖的道路上攀登。本报记者狄多华摄
本报记者狄多华
中国青年报讯作为选拔性考试，高考具有初次社会分层的功能，也是青年获得高等教育机会、实现阶层向上流动的最重要、最公平的通道。在过去相当长的一个时期，考取大学就意味着成为国家干部，拥有城市户口。只要还有体脑分工，高考的分层作用就不会消失。
甘肃省会宁县新庄塬新庄中学老师邢建文，是恢复高考后第一批从这个穷地方考出去的学生。当年赶考，他借了叔叔的自行车，骑了两个多小时的山路，才赶到位于川区的考点。他考上了师范专业，毕业后就回到家乡当了老师。本来认定这辈子只有务农一条路走的他，命运由此改变。
刚刚大学毕业也回到新庄塬教书的赵映文老师，年龄比邢老师小了近30岁，他一样感受了高考带给自己和会宁的影响：“我家出了4个教师，从这儿就可以看出恢复高考的好处。没有高考，会宁不可能走出那么多人，如果不走出那么多人，会宁就不会成为今天这个样子。”
4年干旱、人均收入不足1200元的穷地方，几乎家家有娃考出去
4月25日中午，记者来到新庄塬十里八村69岁老人李生富家时，大他一岁的老伴儿正将新买的电磁炉调试好，为他下面条。电磁炉是前几天刚从镇上买回来的，钱是三儿子从宁波寄回来指定“专款专用”的。
曾有记者这样写他眼中的会宁：随便登上一座山梁，放眼望去，绵延无尽的重重大山干枯而苍白，很多时候，你找不到村庄的影子，甚至连草，一颗瘦弱的草也找不到。“新庄塬与此相差无几，50年前种下的杏树，长到现在，不过两米高。”
虽然在连续干旱的4年里，这里农民的年人均纯收入甚至未能超过1200元，但记者在走访中，还是看到了很多小日子过得还不错的家庭。而这些家庭，几乎都有娃娃在恢复高考后的30年中，高中上榜并走出山村。
5岁丧母、十二三岁开始给人家放牲口“挣口饭吃”的李生富，16岁在众人的帮衬下成了家。虽说“小时候给红军挖过洋芋”，可没念过一天书。
“可李生富的后人争气！”在十里八村，李生富老两口如今是让人眼热的一对。恢复高考后，他的儿女中出了3个大学生，有在宁波工作的，有在兰州工作的，如今，孙子辈中又有两人考上了大学。
这个战绩在李生富看来，可不是最好的：“这个数，不要说在整个会宁，就是在东坡社也算不得多，首先和生栋家就没法比。”
李生富所说的生栋是其叔李思聪的儿子李生栋，1981年考入兰州大学，现在青海省发改委任中层领导。李生栋的两个弟弟，一个毕业于成都科技大学，一个毕业于吉林电力学校。这家两代考出10个大中专学生。
记者来到位于新庄塬东坡社的李思聪家，75岁的老人马上拿出陕西名烟“好猫”热情招呼客人。从院前的窑洞到前院的土坯房再到后院的大瓦房，李思聪家存留下来的4个不同时期的房屋，俨然一个家庭变迁的博物展。
原本吃了上顿没下顿，靠小脚母亲讨饭度日的家庭，自从“三个娃毕业后，日子就松活（当地方言，意为宽松）了许多。”
同村的李国义老人粗略地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从早期的十三四户人家七八十口人，到现在40多户两百二三十口人，恢复高考的近30年里，东坡村考出去的大中专学生至少有33个，几乎家家都有考出去的孩子。
我们这儿走出了2000多名毕业生，一人往家寄500元，就是100万元
身为一方父母官，新庄塬乡党委书记牛炳贵这些日子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现实：近3个月时间，新庄塬没有一次超过5毫米的有效降水。老百姓刨开厚厚的干土层下种，秋后可能连籽种都收不回。这在连续4年的干旱后，继续挑战新庄塬的极限。
“这如果搁到30年前，非得发生饥荒、死人不可。可现在，老百姓的情绪非常平稳。”牛炳贵解释其中的缘由，其一是乡上万亩退耕还林还草面积，政府有补贴；其二是老百姓劳务输出的收入占到年均收入的百分之六七十。“再说，我们这儿走出了2000多名毕业生，一人往家寄500元，就是100万元。”
海拔2000多米、地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中的新庄塬，常年缺水。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来说，必须接受的现实是，有水才能有口饭吃。因此在他们眼中，新庄塬这30年的一点点的进步，正是因为很多家庭都有人考上了大学，他们在外功成名就后，回来反哺家乡。
牛炳贵熟知的事实是：新庄塬3326户人家，恢复高考30年，考出大中专学生2000人。新庄塬因此有了“状元乡”的称谓。
如果把这一背景投放到整个会宁县，所呈现的则是：恢复高考30年，58万人的国家级贫困县，累计输送大中专学生4．5万人，其中获得博士学位的500多人，硕士学位的近3000人，学士学位近2万人。
清华大学的曹树良教授、北京大学的柴彦威教授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
会宁，这个中国工农红军三个方面军会师的地方，以无可争辩的事实缔造了状元县的“高考神话”。
因为穷，因为高考，会宁声名远扬。2004年全国“两会”，参加甘肃代表团讨论，温家宝总理曾明确表示：“你们会宁是状元县，我的秘书也是会宁人。”
高考是一个火种
前些年，会宁教育部门把考上博士的会宁学生列了一张“好汉榜”，众人追捧。现在又有资深教师周德提出筹建“博士馆”，“为的是激励后来人再接再厉！”
现任会宁县教育局党委书记的高生云承认，会宁人对子女上学、对高考的重视，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2006年高考，连以收养孤儿为主业的福利院，都供出了两名大学生。
贫瘠的会宁演绎着“高考神话”。这个地方自古有崇文修德、尊师重教的传统。这种传统甚至在“文革”期间也没有受到大的冲击。上面下放的“反动学术权威”，会宁都把他们派到县属高中的教学第一线，发给工资，让他们安心从教。
在新庄塬，讨饭供孩子念书的绝不止李生栋一家，如今在县城，靠捡破烂供孩子上学的故事还在继续。
“家有千石粮，不如一人在书房”，成为无数会宁人的信条。所以长期以来，在会宁艰苦的环境里，老百姓不比谁家的孩子官做得大，钱挣得多，只比谁家的孩子书读得好。
老百姓的话题似乎永远只有两个，一是天什么时候下雨，二是谁家的孩子又考上了大学。
竭尽全力办教育，成为全会宁人的意志和行动。不仅是老百姓，还有政府。
据高生云介绍，至今财政收入每年不过1600万元的会宁县，每年投入教育八九百万元，近年教育支出占到财政支出的57％，接近60％。“这在其他地方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所谓会宁教育现象，其实质就是较快发展的教育和经济发展缓慢之间的矛盾，是穷县办教育现象。”高生云感叹。
强大的内力推动下，会宁超前安排，举债兴办教育。2005年11月，国家审计署驻兰州特派办审计表明，会宁基础教育累计负债6600万元，相当于全县好几年的县级财政收入。
在崇尚教育的会宁人心目中，30年前的恢复高考，无疑是一个象征希望的火种。
学政治的赵映文感慨，高考给山区的孩子提供了机会。这条道路是公平的。“如果没有高考，不可想象一个曾经拖着鼻涕的山区孩子，能和大城市的干部子弟一样坐进清华大学的课堂学习，一样拥有公平的起点。没有这样一条公平的命运通道，会宁不可能走出那么多人，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翻天覆地的变化。”
大学生就业难，还能往高处走吗
有最新消息称，今年甘肃省理科状元，也是来自会宁的考生。在就业压力越来越大的今天，会宁虽然还在继续创造着高考神话，但一些现实问题，已让人不得不正视。这种神话，还能继续多久？
从事教育工作多年的高生云，目前最关心的就是，每年从高考考场上退下来的数千名高中毕业生的出路问题。
高生云坦言，“会宁是应试教育的大县”，全县没有一所像样的职业学校，每年数千应届毕业生，除了高考走出去，或留下来复读，剩下的似乎只有外出务工一条路。
甘肃农业大学柴守玺教授是恢复高考后从会宁新庄塬考出的大学生，后来读了博士，做了博士生导师。
柴守玺教授也担心：随着就业压力越来越大，毕业生找不到工作成为普遍现象，不知对会宁的教育会有怎样的影响？还有，4年大学，至少需要2万元以上的开支，会宁农民靠打工供孩子上学，已负债累累，如果一家出3个大学生，经济就到了崩溃的边缘。如今，教育成了带动经济的一股力量，却也很有可能把更多贫困地区的孩子排斥在校园外。不知道到那时候，状元县还会不会是状元县？再者，由于教育资源分配不公，落后地区始终处于劣势，他们对于高考的热情还会不会持续？
对此，新庄塬的老师也在思考：“每年300多名初中毕业生，能够升入县一中、二中的不过六七十人，分数接近的学生开始锲而不舍地复读，但来年的名额还是只有六七十人。部分孩子上了就业无望的职高，更多的孩子流入了社会，其中不乏在音、体、美等方面有特长的学生。但这里有太浓的应试教育氛围，在这样浓烈的氛围中，他们被淹没了。”
如今，在就业越来越难的大背景下，会宁人对高考高度的热情也慢慢变得理智。在新庄塬，过去劝学生报考职高或者高职院校，几乎徒劳无功，学生的内心铁板一块――宁可上三流高中、三流专科，也不愿意报考职高、高职。但现在，学生和家长都有了较为务实的想法。
所以，在会宁出现了首家有外来投资背景的职业学校，四处张贴着招生广告；在省城兰州，就业形势一路看好的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出现了原本可以上三本的会宁籍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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