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７月２３日电（记者肖春飞魏梦佳张漫子）八年抗战，对中国知识分子是一次淬火。
爱国团结，刚毅坚卓、艰苦奋斗－－清华大学教授、百岁老人王继明如此概括民族危亡之际自己所受到的教育。
七七事变后，作为当时中国文化中心的北平沦陷，日寇对北平的文化机构尤其是大学进行了疯狂破坏，妄图摧毁中国之文脉、要让中华民族“亡国灭种”。受过五四运动洗礼素有反帝爱国传统的北平文化界人士不畏强暴，或“文军长征”，远走西南复校，培育复兴火种；或坚守危城，捍卫民族气节，宁死不屈。
在抗战胜利７０周年之际，走进历史深处，仍能清晰感受到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铁骨铮铮、浩然正气，还有他们深刻的爱国主义情怀，传承至今。
铁蹄之下
１９３７年７月５日，清华大学土木系大一学生王继明回河北滦县老家过暑假，三天后，“七七事变”爆发，华北大乱。
“风物凉爽，窗外荷池犹存红花一朵。哀蝉寒蛰，鸣不绝响……”这是时任清华大学教授的吴宓“七七事变”后在日记里写的清华园的景象，枪炮声中，吴宓多次冒险回到校园，流连忘返。清华的师生们，如此留恋这片读书人的净土，但他们都知道，在日本人的铁蹄下，已不可能在北平继续静心读书了。
北平沦陷后，日军占领清华。一片净土，被蹂躏得面目全非：学校成为日军的兵营和伤兵医院，学校设施、仪器设备、图书均遭受洗劫，体育馆被用作马厩和食物储藏室，木地板全被拆毁，更有甚者，新南院竟成了随军妓馆……
侵华日军每攻占一个城市，均有计划摧毁和破坏中国文化：焚毁出版机构、破坏大学、占领学术机构、劫掠图书文物、残害知识分子……清华大学的噩运，成为日寇摧毁中国文化机构的一个缩影。
《北京市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一书显示：北平沦陷期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均遭洗劫：清华大学从建筑物到图书、仪器，均遭到日军疯狂坏和掠夺；北大沙滩红楼沦为日军宪兵司令部，多位留守教职工遭受严重身心折磨，最为恶劣的是，日军劫掠北大图书馆馆藏珍品《俄蒙界线图》，这一孤本文献，迄今下落不明……
北平沦陷之初，这里的知识分子，都在面临艰难的抉择。吴宓深感悲愤无望，在日记中这样写道：“闻报，知战局危迫，大祸将临……今后或自杀，或为僧，或抗节，或就义。”
而此时，同为清华大学教授的朱自清、闻一多等也在为国家的命运忧心忡忡：到底该以羸弱之躯亲赴战场，还是该保住文脉，使“弦诵不断绝”。
文人“长征”
王继明在老家滞留半年，得知清华、北大南迁并与南开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后，不顾家中反对，踏上复学之路。
“清华先是南迁长沙，次年再迁昆明，与北大、南开两校组成西南联合大学，迁校、复学，条件之苦，后人难以想象，但师生们即使在敌机狂炸下，弦歌不辍，充分显示抗敌必胜、重建祖国的决心。”王继明回忆说。
为了保全民族的文脉，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文人长征”，包括吴宓、朱自清、闻一多等，栉风沐雨，翻山越岭，向西，一路向西！
据统计，从抗战爆发到１９３８年８月底，我国１０８所高校，有９１所遭到破坏，１０所遭完全毁坏，２５所因战争而陷入停顿。为此，全国１０６所高校进行了３００多次搬迁，迁校３次以上的有１９所，８所高校迁校达４次。
“我当时在西南联大经济系学习，那时的宿舍都是茅草房，上下通铺挤了４０个人，教室是夯土墙、铁皮屋顶，窗户上糊的纸。课桌是带扶手的木椅，吃的是糙米陈米，有时还有耗子屎，菜里油水很少。”不久前以９２岁高龄去世的北大经济学教授张友仁，生前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回忆说。
艰难困苦，犹似宝剑淬火的熔炉。西南联大，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联大培养学生八千人，有诺贝尔奖获得者，‘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奖获得者、两院院士、教授专家多人以及当时直接参军抗战勇士千余人，其中不少人为国捐躯……在那种极端困难条件，确实是个奇迹！”王继明感慨地说。
西南联大的毕业生中，有一位传奇人物：他是北大哲学系教授邓以蛰的儿子，北平沦陷时正读中学，在日本人组织的庆祝会上愤怒地撕碎了日本国旗，为避祸逃离北平，途经上海、香港和越南的海防、老街，到达昆明，１９４１年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
他就是邓稼先，新中国的“两弹元勋”。
铁骨铮铮
八年抗战，留守北平的知识分子，一直没有中断血性反抗。
北平沦陷后，因为燕京大学为美国财产，日军有所顾忌，暂时没有占领燕大。未及撤到后方的学生拒入伪大学，纷纷报考燕大，燕大则尽量多招生，以培养更多的爱国青年。在燕大，《义勇军进行曲》常在校园飘荡，凡是要到大后方或延安的学生，学校都要为其送行，不仅绝对保密，有的还资助路费。日军对此早如芒刺在身。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８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燕京大学被查封，陆志韦、赵紫宸、侯仁之等十余名教职员被逮捕，关押在日本宪兵监狱。
在监狱中，陆志韦被折腾成皮包骨，敌人要他写悔过书，他写下“无可悔过”四个大字。
铁骨铮铮！
北大教授马裕藻因年迈和患高血压未能转徙内地，北大指定他和周作人、孟森、冯祖荀四位教授留守并照看校产，时称“北大留平四教授”。后周作人投敌，日寇数次命周作人去请马裕藻出山任教，马裕藻断然拒绝。由于周作人屡来，最后马裕藻的幼子马泰奉父命对周说：“我父亲说了，他不认识你。”
马裕藻当时有“好好先生”之称，但在民族气节方面，毫不含糊。他的学生张中行曾回忆说：“他坚信中国最终一定胜利，而且时间不会很久。”张中行每次去看他，他见面第一句话总是问：“听到什么好消息吗？”
１９４５年４月，马裕藻含恨辞世，最后时刻还在病榻上念叨“天快亮了，天快亮了……”４个月后，日本投降。
１９４６年，王继明重返北平，协助王裕光教授进行清华校园修复工作，他又回到了自己挚爱的清华园，至今仍未离开。
当年青春学子，如今已成百岁老人。王继明说，抗战期间，他所受到的爱国团结，刚毅坚卓、艰苦奋斗极深刻的教育，“受益匪浅，永铭不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