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时间为：2021-07-30
1977年10月1日国庆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8周年纪念日，也是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四人帮”一周年。9月24日,我接到公社通知，要我到县文艺演出队参加迎国庆演出排练，25日,我到县文化馆，格桑益西老师给我一本1977年第五期《人民戏剧》杂志，杂志刊有刚刚解禁的抗战时期在延安很有影响的秧歌剧《兄妹开荒》。
格桑要我准备和尚世荣(仲德知青)排练这出秧歌剧和男女声二重唱《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10月1日在乡城县城区小学操场的简易舞台上举行的国庆演出会上表演。在排练《兄妹开荒》时，时间短，要背的词曲多，还要边唱边表演，加上刚放下锄头就拿起剧本，我既喜欢秧歌剧的形式和内容，又对记背台词感到困难，由于一年多的体力劳动，我对现在的排练一时难以适应，感到难以完成任务。在大家的帮助和鼓励下，在没有任何影像资料参考的情况下，我和尚世荣硬着头皮把秧歌剧《兄妹开荒》排练出来，并获得演出成功。当时穆利康为我们还拍了一张演出剧照，这是我在知青时代的唯一一张照片。
1977年10月27日，我阅读了邓小平副主席1977年8月8日上午在全国科技工作座谈会结束时的讲话和全国高校1977年招生工作意见。得知从当年起，将恢复因文革中断的全国高校招生考试。我决心以“一颗红心，两手准备”的态度参加高考，接受党和人民的挑选、接受祖国的挑选！这就是当时的政治环境和每个青年的抱负。这与大家今天上大学，拿文凭，找工作，调子要高和虚一些。那时大学毕业都是组织分配工作，能成为大学生那可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当时大学生的理念，就是服从国家需要和社会需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艰苦地方去。
1977年10月正值“三秋”农忙，知青们几乎每天都是早晨6起床，7点出工，傍晚7、8点收工。16日早上7点,生产队出早工的螺号吹响了，人们到玉米地和荞麦地忙收获，我刚背了三趟玉米和荞麦正好8点半，就收早工了。当9点太阳升起一尺多高时，出工号又响起来，我匆忙吃完饭向玉米地奔去，和社员们你追我赶地在玉米地里摘呀，背呀....一背玉米，又一背玉米...我们把玉米堆晒在打场里，经过几天晾晒，就要用手去掰玉米粒，每掰一背篼记一个工分，社员一般一天要掰14背篼，我们知青只能掰9背篼。背了一上午玉米汗水浸透了我的衣衫、布满了我的额头和脸颊，一直劳作到中午12点半才收工，中午1点半，出工号响起，知青和社员又出现在荞麦地的劳动竞赛场上，我和社员们一背背地把荞麦背到打场里，在行进的往返路上谈笑风生，期间休息时，知青们还不忘拿出书来抓紧学习。当傍晚7点半收工时，我和知青们的已经疲惫不堪，但心情却很愉快，因为今天又有好收成。吃过晚饭已经是8点半，我和唐智勇、韩东丽、徐群惠、黄德萍等又急急忙忙跑到仲德知青点(77届知青)和李继东等参加文艺排练活动，布机知青点和仲德知青点被编为一个团小组，每周四和周日两个晚上为团小组文艺活动时间，主要任务是排练文艺节目，在农忙时节利用休息时间，为贫下中农演出节目。等我们排练结束回到知青点已经是晚上11点，一天的劳顿下来，疲倦极了倒下床就呼呼大睡起来。像这样的劳作一直持续了一个多月，尽管知道1977年高考在即，但是知青的劳动依然没有放松，知青中大多数仍在农村第一线，一边劳作、一边自主复习。但也有一些人借故生病，跑到县里、回到家里去找门路，复习功课，提前准备高考。
好像老天有眼，让我们也体验一把“一张一弛”的文武之道。11月9日，我们接到县里正式通知，县上决定组织全县知青和有意愿参加高考的干部职工，集中复习，我就回到县上参加高考复习。地点就在县文化馆排练室，全县知青和打算参加高考的机关干部职工都挤在这间房子里接受复习。直到12月8日，统一复习结束。12月9日到11日“文革”十年中断的全国高考进行了三天，我的考号2606，三天紧张的考试把我折磨得又累又困，也不知道考得咋样？因为，文革十年我们这代人几乎没有学到多少知识和文化，靠一个月的复习，也难把10年的中小学课程所涉及的知识点掌握好。所以高考考得如何我一点把握也没有，只是觉得自己考得还算可以。
考试结束后，我们经受了精神和脑力劳动的考验与折磨后，又投入到火热的体力劳动中去了。
1978年元旦刚过，我们知青点喂的两头猪，有一头患病，也不知道什么病，我们就把这头猪杀了改善生活，记得这天是1月12日，除了黄德萍回县上外，都在知青点。大家忙活了一天才把猪打整干净，然后又动手包饺子，痛痛快快吃了一顿当知青以来的第一顿、也是唯一顿水饺。并把剩下的猪肉装罐成香肠，这也是当知青以来第一次灌的香肠。第二天，为感谢平日里对知青关心的大队长郑纳洼和社员嘎达丹巴我们包包子请他们吃。虽然不是什么大餐，也略表我们知青的心意。我们每年春节和11、12月，在县上复习都是郑纳洼安排社员帮我们照看房子和饲养猪，每年大队长还会组织社员为我们打柴。记得在1977年10月7日，郑纳洼大队长、丁次称小队长、南纽赞珠大队党支部副书记等就组织几名社员，用16头毛驴，为我们知青点托运来近2000斤松木柴火，我们8名知青则以当天的工分来作为报酬。为感谢他们，我们特地买了一瓶绵竹大曲(当时价格为2.20元一瓶)，准备了酥油糌粑和几个素菜宴请他们，这在当时也算是最隆重的礼遇了。
我们知青点的第二头猪，在1977年的腊月二十三杀了，除去头、蹄、内脏净肉只有50多斤，每个知青分了5斤就没有什么剩余了。我和唐智勇分完肉，就回到县上把肉挨家挨户送到知青家长手里，他们除了感谢外，对我们一年来辛苦喂养的猪才有50斤净肉感到好笑。直到30多年后，我们知青点的人还在当笑话来讲。高考结束后，我一直在知青点劳动，1978年1月18日晚上7点，卫东公社文书邓启芳告诉我，县招生办电话通知说，我和另6名知青被录取为大专生，县上已经张榜公布了初选名单，具体情况还要进一步与招办联系。听到这一消息，我很是高兴，但还是担心能不能录取，毕竟是初选。第二天，我继续参加出农肥劳动，把用青杠树叶沤的农肥撒到麦子地里。
这一年的春节后的一天(2月28日，农历正月二十二)，我在地里劳动，公社派人说让我去趟公社，我还以为大学录取通知书来了，原来是县文化馆格桑益西要我帮助文化馆整理图书，时间一周，每天按小工工资支付生产队工钱，经带队干部同意，我于3月1日到县文化馆打工，具体工作是为清理图书、分类、编号登记，冲印黑白照片，更换橱窗照片。这期间每天晚上，县上都放坝坝电影，我有机会看了《农奴》《红孩子》《暴风骤雨》《林则徐》和南斯拉夫电影《桥》，我犹如在打精神牙祭。对今天的人们而言，是无法理解那个时代传媒落后、信息闭塞的痛苦。这是粉碎“四人帮”后文艺界恢复时期的一次繁荣，不少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电影重新登上全国荧屏。当我在文化馆的打工最后一天，我和格桑益西老师从暗室冲洗完照片，去邮政局取报纸邮件时，终于拿到了盼望已久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打开一看，是西南民族学院牧医系(今天的西南民族大学生命科学院)。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赶回知青点到卫东公社办理完团组织关系和户口迁移手续后，就到生产队向郑纳洼大队长和朝夕相处一年零七个月的社员道别，前来送行社员们有的给我送鸡蛋、有的还把积攒多年的布票送给我，我不要他们说我看不起他，盛情之下我不得不收下。生产队还派出手扶拖拉机送我到区粮站和商店办理粮油和副食品关系，并让拖拉机专程送我回县里的家。
1978年3月10日下午，布机生产队的郑纳洼队长和丁次真副队长专程从布机来家里为我送行。11日，我带着布机生产队干部和社员的嘱咐踏上了去成都的求学之路。
2013年10月6日完稿于雅安
作者简介：
王云康，1991年12月以前在乡城县委工作，1991年12月以后在雅安地区先后任地委宣传部新闻科科长、地区新闻协会秘书长、地委宣传部宣传科科长。地改市后，任市委外宣办副主任、市政府新闻办副主任、市旅游局副局长、市侨联副主席、市旅游局调研员。
来源：乡城县政协文史资料第三辑边塞往事
原标题：《【学党史·寻乡城记】乡城知青往事（下）》
阅读原文
特别声明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http://renzheng.thepaper.cn。
